都灵埃及博物馆200年：最古老的埃及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

2025年，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Museo Egizio）将迎来200周年庆典。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埃及博物馆，博物馆见证了埃及学的兴起，也成为萨伏依王朝文化遗产的见证者。如今，随着博物馆的扩建和翻新，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致敬，也预示着未来对古埃及遗产研究与展示的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开罗大埃及博物馆的全面开放，以及上海博物馆“埃及展”的持续火爆，标志着全球对古埃及文化的关注与探索愈加深化，也使古埃及文物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本文回到200年前，看最古老的埃及博物馆建立的历史。

都灵埃及博物馆外景

1824年圣诞前夕，一位埃及法老写信给萨伏依公爵、撒丁国王卡洛·费利切（Carlo Felice，1765-1831）。自称为“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的法老对自己在意大利都灵的待遇感到不满，在那里被丢在一个院子好几个月，身上包裹着刺人的稻草，直到脖子。他和他的同伴（几千人）从卢克索踏上了漫长而单调的旅程。先是在利沃诺港口被存放了三年多，然后重新装船前往热那亚，接着又用马拉的炮车运过利古里亚山丘，最终他们到达了萨沃伊的首都，却被困在稻草中，放进箱子或分拆在玻璃盒里。他抱怨自己无聊且不舒服，而他的同伴们也不快乐。难道这就是对三千年前国王的待遇吗？

《奥兹曼迪亚斯》是一座五米高的砂岩雕像，描绘的是埃及19王朝的统治者塞提二世（ Seti II，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之孙），而写这封调侃性质的请愿信的人也几乎同样显赫——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他在1822年因解读象形文字而在欧洲声名鹊起。两人都为了同一个原因来到了都灵，即建立一座专门展示古埃及文物的新博物馆。

这座石英岩雕像描绘的就是塞提二世（公元前1202-前1198年），由贝尔纳迪诺·德罗维蒂从卢克索带到意大利，现藏于都灵埃及博物馆。

2024年大部分时间里，都灵埃及博物馆（Museo Egizio）的庭院充满了脚手架，而非稻草，因为博物馆正在为其创立200周年庆典准备。自2015年重新开放以来，经过都灵建筑事务所Isolarchitetti（由艾马罗·伊索拉创办）大规模扩建和翻新，这座博物馆已成为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2023年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的游客。博物馆与意大利签订了为期30年的协议，按照协议，博物馆以私人基金会的形式运营，拥有比纯粹由国家运营的机构更多的自由，特别是在招聘和筹款方面。

为了庆祝其200周年，博物馆基金会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预计于2025年完成。该基金会委托位于鹿特丹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1975年由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等创立）为博物馆17世纪的庭院加建玻璃屋顶，并在地下新建一组展览室。这些新空间包括一个新的售票大厅和商店，以及一个用于数字展示的沉浸式展厅，届时将展出一部特别制作的尼罗河影片，旨在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古老的风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在构思沉浸式展厅时，使用了埃德温·朗（Edwin Long）的《埃及盛宴》（1877）中的场景来做视觉化，以呈现“永恒”埃及的东方幻想。

改造后效果图

计划于2025年完工的玻璃屋顶庭院——被重新命名为“埃及广场”（Piazza Egizia）——将在博物馆开放时间之外免费对公众开放。这里还将包括由埃及赠送给意大利的埃尔莱西亚岩窟神庙（Ellesiya，最初位于Qasr Ibrim遗址附近。是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建造的。这座神庙供奉着阿蒙神、荷鲁斯神和萨提特神），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国际拯救努比亚古迹运动中，为了避免神庙被因大坝建设而水位上涨后的纳赛尔湖淹没，这座神庙被整体移至都灵埃及博物馆。博物馆的底层还新建了一个展厅，采用开放式存储（例如堆积如山的陶瓷花瓶）来诠释古代材料和技术，并重新设计了塞提二世及其石雕伙伴所在的展览空间。这个雕像厅（Statuario，专门展示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大型雕塑）自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朱利奥·科尔德罗·迪·圣昆蒂诺（Giulio Cordero di San Quintino）在1824年11月宣布安装以来，已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展示空间。

1832年马克·尼科洛西诺（Mark Nicolosino）描绘的都灵埃及博物馆雕像大厅。

都灵市民对埃及博物馆深感自豪——这是继开罗之后全球最大的埃及博物馆。专门致力于埃及古物的博物馆极为少见。在埃及以外，最重要的收藏大多集中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中，这些博物馆或将古埃及文化视为西方艺术的先驱（如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或认为其意义重大，不容忽视（如大英博物馆）。然而，在意大利半岛，古埃及文化自罗马时代起就已找到“第二故乡”，从凯旋的皇帝带回的方尖碑，到埃及宗教的祭司驻扎（祭司群体长期居住、执行宗教仪式和管理神庙事务的地方），再到艺术、园林和室内装饰中的埃及风格潮流。因此，意大利拥有多个埃及藏品地，其中一些被命名为博物馆（如佛罗伦萨旧时的埃及博物馆，以及现今梵蒂冈的埃及馆）。意大利语甚至创造了特定形容词“egizio”，用以区分古埃及与现代埃及（egiziano）。

拥有约4万件藏品的都灵埃及博物馆无疑是意大利同类博物馆中规模最大的。它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之后，与柏林、莱顿、伦敦和巴黎的收藏机构竞争，收购埃及古物。最初的收藏包括如“奥兹曼迪亚斯”这样的雕像，而后续的考古发掘则为其增添了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都灵埃及博物馆展示丰富，其视觉效果和藏品相得益彰，所在建筑亦堪称辉煌。博物馆位于历史城区的砖砌巴洛克式宫殿内，与科学院共享这一空间，而其选址与都灵及其一度的统治者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的历史密不可分。

尽管西方对古埃及的兴趣通常归功于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但欧洲列强早已熟悉该国的辉煌历史及其未来潜力，后者包括矿产资源和通向红海的潜在航线。萨伏依宫廷与都灵学术界亦不例外，对收集古物、研究自然世界及探索经济可能性的兴趣交织在一起。为此，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Carlo Emanuele III，1701-1773，萨伏依王朝国王，1730年至1773年统治撒丁王国）资助了都灵大学植物学教授维塔利亚诺·多纳蒂（Vitaliano Donati）的远航。1759年，多纳蒂启程，计划穿越埃及、努比亚、西奈、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经陆路抵达印度，再经海路绕行非洲，穿过直布罗陀返回尼斯（1860年前属萨伏依领土）。然而，这一宏伟旅程因多纳蒂1762年在芒加罗鲁去世而中断。他留在亚历山大的埃及古物箱在他去世后被运往都灵，其航海日志和绘图则通过传教士渠道在数年后传回。

第一批抵达都灵的埃及艺术巨作包括伊希斯和狮首女神塞赫麦特的花岗闪长岩雕像，以及拉美西斯二世的红花岗岩雕像。这些文物与王室出借的少量文物（如伊希斯女神的祭坛）一起被安装在大学博物馆内。然而在拿破仑占领都灵期间，这些雕像和祭坛被运往巴黎，直至1818年才归还。

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的花岗岩雕像，由德罗韦蒂从卢克索带回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藏。

1798至1801年拿破仑在埃及的远征掀起了对这个古老国家历史的新兴趣，同时也引发了大量文物的流失。英国战胜法军后，将战利品（包括罗塞塔石碑）运至伦敦，但允许法军和学者保留他们的笔记、地图和图纸。奥斯曼帝国也是战胜国，而当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确立自己为埃及总督（瓦利）后，他采纳了拿破仑留下的一些理念和人员。

其中之一是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Bernardino Drovetti），他是萨伏依宫廷一位书记员的儿子，在拿破仑占领期间完成都灵的法律学位后，几乎立即加入法军，这令他的父亲大为失望。德罗韦蒂展现出军事才能、外交智慧和敏锐的机会嗅觉。1802年，拿破仑亲自指派德罗韦蒂代表法国利益出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宫廷。在拿破仑倒台后，他仍然作为法国驻埃及领事，在波旁复辟时期继续任职。德罗韦蒂在穆罕默德·阿里设计的农业、工程和工业项目中表现得不可或缺，这些项目旨在最大化领地收入；据说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德罗韦蒂还利用欧洲的投资和专业知识，使自己在过程中变得富有。在瓦利的支持下，他建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埃及文物收藏。德罗韦蒂的代理人包括雕塑家让-雅克·里福（Jean-Jacques Rifaud，其名字被刻在许多都灵的狮身人面像和雕像上）、矿物学家弗雷德里克·卡伊洛（Frédéric Cailliaud）以及另一位皮埃蒙特人（Piedmontese）安东尼奥·勒波洛（Antonio Lebolo）。他们的足迹远至努比亚，而卢克索的陵墓和神庙则是他们最丰硕的猎场。

1819年的一幅平版画展示了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伸展手臂），他被一群埃及人和欧洲人围绕，他们正用铅垂线测量一尊巨型雕像的头部。此画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这些收藏并非为了德罗韦蒂的个人喜好，而是为了出售——他将其推销给自己25年前离开的城市。德罗韦蒂早在1820年就开始与萨伏依统治者谈判。1821年，卡洛·菲利切取代其兄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一世继位（后者因自由革命被迫退位），并在财政部的抗议下尊重了40万里拉的约定价格。埃及博物馆档案馆的最新研究表明，直到谈判的后期，没人确切知道他们购买的是什么，而当箱子打开时，发现部分物品与清单并不一致；德罗韦蒂可能藏匿了一些物品以出售给法国。然而，存储在利沃诺港口的物品并未令博物馆首任馆长的科尔德罗·迪·圣昆蒂诺失望。他如此专业地安排展览，以至于当年晚些时候他在信中写道，连法国人都会想要前来参观。

特别是一位法国人确实前来，他是商博良。他曾在信中恭维德罗韦蒂，称“前往孟菲斯和底比斯的道路经过都灵”。商博良受科学学院热情欢迎——该学院负责管理这批收藏品——并深受社会各界的推崇。他花了几个月深入研究这批收藏品，尤其是许多仍卷成卷轴的纸莎草文稿。然而，并非所有文物都如此幸运。一件对埃及历史最重要的文本——《都灵王表》——在商博良拆封时已成碎片。然而，他仍然认出该文本记录了从神祇时代到新王国之前的埃及统治者及其在位年数。

商博良对首任馆长科德罗·迪·圣昆蒂诺的印象不佳，两人因馆藏访问权限问题发生冲突。那封带有讽刺意味的“奥兹曼迪亚斯”请愿书，直接针对这位意大利馆长在编目收藏和筹备首次展出的进展，这确实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然而，当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后，取得了成功。1832年，博物馆脱离了科学院的管理，成为皇家古物与埃及博物馆。多纳蒂收藏（Donati Collection，意大利学者朱塞佩·多纳蒂收集的一批古物，主要包括埃及古代文物，如石碑、棺椁、雕像和纸莎草文献等），随后被整合进博物馆的底层和一层展厅。

一幅约作于这一时期的墨水淡彩画描绘了展厅的景象：棺椁、石碑、装裱的纸莎草文献和皇家雕像整齐排列在拱形天花板下，阳光透过一侧高大的窗户洒落其间。一位戴高顶礼帽、身穿燕尾服的男子正抚摸着一尊生动的狮身人面像，而一位女访客手持导览册，她的男伴则指向展厅中央。那里陈列着博物馆最著名的雕像之一，一尊身穿精致褶裥长袍的深色石材拉美西斯二世坐像（来自卢克索，为德罗韦蒂收藏的一部分）。商博良将其形容为埃及艺术的“贝尔维德雷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并直言自己深深为之倾倒。

雕像大厅中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的花岗岩雕像

当卡洛·费利切坚持购买德罗韦蒂的收藏时，人们不清楚他是否了解萨伏依家族早先对埃及的兴趣。萨伏依公爵在16世纪将其首都从位于今日法国的尚贝里迁至都灵。为纪念这一事件，并迎合王朝的雄心，宫廷历史学家菲利贝托·平戈内（Filiberto Pingone ）在1577年出版了一部关于都灵的历史。他将都灵的建立归功于一位名为埃里达诺的埃及王子，据说他在驾车时坠入波河（意大利最长的一条河流），并由此联想到尼罗河。

在古代，都灵曾是罗马的军事营地，而一座刻有伊西斯女神铭文的雕像底座的发现，使平戈内的传说更具说服力。1679年，历史学家埃马努埃莱·特萨乌罗（Emanuele Tesauro）在其《都灵城史》中重复了这一故事。到那时，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Carlo Emanuele I, 1562–1630）已在宫殿内设立了一间画廊，用于展示萨伏依家族收藏的希腊和罗马古物，其中许多出土于都灵及周边地区。他还收购了伊西斯祭坛（Mensa Isiaca），这是一件令人惊叹的青铜祭坛，镶嵌着银、铜和染色合金。该祭坛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时期，最初在罗马被发现，先是属于红衣主教贝姆博的收藏，随后成为曼图亚贡扎加公爵的藏品，最终由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购得。

1832年，伊西斯祭坛与德罗韦蒂和多纳蒂的收藏一起并入都灵埃及博物馆，当时该馆获得了皇家博物馆的正式称号。从那时起，博物馆的命运便与都灵及萨伏依家族的历史紧密相连。

1861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成为意大利统一后的首位国王。尽管都灵在1864年失去了意大利国家首都的地位（首都先迁至佛罗伦萨，后迁至罗马），但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文化和工业中心地位。与此同时，埃及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逐渐成形，并得益于德罗韦蒂等所建立的欧洲与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之间的联系。

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时，意大利人已成为埃及第二大外国族群，仅次于法国人。这一移民潮在亚历山大港、开罗以及运河地区的经济机遇推动下持续了数十年。然而，繁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1882年，英国入侵并占领埃及，以镇压反对奥斯曼帝国总督的叛乱，并确保埃及能够偿还欧洲债务。

英国推行的紧缩政策促使由法国管理的埃及文物局（Antiquities Service）引入了一种被称为“分配制”（partage）的考古制度，以鼓励外国资助的考古挖掘项目。根据这一制度，外国机构可以保留大约一半的考古发现，从而促进了欧洲博物馆的埃及收藏扩展。

在都灵，埃及博物馆的新任馆长埃内斯托·夏帕雷利（Ernesto Schiaparelli）对这些考古发展的动态了然于心。他曾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正是加斯东·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后者于1881年成为埃及文物局（Egyptian Antiquities Service）负责人。

夏帕雷利出生于皮埃蒙特的一个学者世家，著名时装设计师埃尔莎·夏帕雷利（Elsa Schiaparelli）是他的远房表妹。他不仅投身于埃及学研究，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支持意大利传教士及海外移民。

在马斯佩罗的批准及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的支持下，夏帕雷利在都灵博物馆设立了意大利考古探险队。该考古队在1903年至1920年间开展了一系列挖掘工作，使馆藏规模扩大了四倍，并大幅提升了埃及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声誉。

如今，都灵埃及博物馆的展览、研究和历史叙述主要围绕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展开，呈现出商博良时代的学者们难以想象的丰富内容。

在埃及盖贝莱因（Gebelein）和阿西尤特（Asyut）遗址，意大利考古学家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墓葬，这些墓葬属于古王朝和中王朝之间的过渡时期。

在新王朝时期的戴尔美地那（Deir el-Medina）村庄——这一曾居住着装饰法老陵墓的工匠的社区，都灵博物馆获得了建筑师哈（Kha）及其妻子梅里特（Merit）之墓的完整随葬品。这一发现包含华丽的家具、纺织品、个人物品，以及他们完整的裹尸和防腐处理过的木乃伊。

出于某种原因，夏帕雷利（Schiaparelli）直到1927年才正式发表这一1906年的重大考古发现。这可能与20世纪20年代图坦卡蒙墓的轰动性报道所带来的公众关注有关。

为哈和梅里特制作的供奉场景装饰盒，内含缠腰布及其他亚麻织物，埃及新王朝时期（1425-1353 BC），都灵埃及博物馆藏

那时，意大利已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这一历史阴影也笼罩着都灵埃及博物馆。

从1913年到1930年代，博物馆的考古发掘涉及都灵大学人类学教授乔瓦尼·马罗（Giovanni Marro），并受到当时科学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马罗创立了都灵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从埃及各地收集了成千上万的骨骼遗骸，并拍摄了大量埃及男性与男童的照片，以符合当时用于归类民族“类型”的研究方式。他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狂热崇拜者。然而，殖民主义和法西斯时代在如今的意大利公共话语和文化机构中仍然是敏感话题。

在由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和策展团队设计的新雕像大厅中，都灵埃及博物馆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以抵制西方埃及学对现代埃及人的抹除。在荷兰工作的埃及艺术家萨拉·萨拉姆（Sara Sallam）的新作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博物馆中的“国王长廊”（Gallery of Kings）也重新布置，摒弃了2006年由电影设计师但丁·费雷蒂（Dante Ferretti）安装的华丽镜面装饰（这些装饰吸引打卡用户，却不受考古学家青睐）。同时，新增的古典阿拉伯语标识，也象征着对埃及文化起源的承认，并回应了意大利国内庞大的阿拉伯语移民群体。

都灵埃及博物馆200周年纪念口号——“记忆即未来”（Memory is our future）——却没有明确指出是谁的记忆，又属于谁的未来。

尽管如此，塞提二世（“奥兹曼迪亚斯”）恐怕无法对这座非凡博物馆的最新翻修提出任何不满。参观者甚至可能像商博良一样，沉醉于拉美西斯二世那张宁静的面容，或是伊西斯祭坛闪耀的金属光泽——更不用说，这座如今被称为“家”的亚平宁山麓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