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的悠悠岁月里，有一条模式口大街，承载着数不清的历史记忆。往昔，这里庙宇如繁星般散落，多达二十八座，可岁月变迁，如今仅存八座。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每一座都藏着独特的故事，等待着人们揭开神秘面纱。从苏武庙与李陵碑的传奇往事，到神秘莫测的承恩寺，一段段不为人知的过往，等待着人们去慢慢探寻。
苏武与李陵的千古回响
站在模式口大街东口，眼前是车水马龙的金顶北街，很难想象这里以前庙宇遍布。然而，历经岁月沧桑，众多庙宇仅存承恩寺、三界伏魔大帝庙（即承恩寺东侧的关帝庙）、龙王庙、永济寺、法海寺、龙泉寺、慈祥庵、关帝庙（慈祥庵东侧）。
消失已久的苏武庙尤为引人关注，与之相对的还有一座体量不大的李陵碑，贯穿模式口村的驼铃古道，也就是如今的模式口大街，地势西高东低，蜿蜒曲折，拐过九道弯。苏武庙与李陵碑就坐落在古道东侧的低洼处。这里曾有一口水井，井边几家酒肆林立，往来旅客常在此饮酒、用餐、休憩，待恢复精力后，再沿着古道继续前行。
苏武庙只是一座“面阔一间”的石砌小庙，内供苏武塑像。苏武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与外交家，出生于杜陵（今陕西西安）。汉武帝时期，他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却不幸被扣留。在匈奴的十九年里，苏武坚守气节，不屈不挠，渴饮雪，饥吞毡，始终手持汉节，直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才获释归汉。神爵二年（前60年），苏武去世，享年八十余岁，其墓地位于咸阳武功县武功镇龙门村。
李陵同样是西汉时期的将军，与苏武处于同一时代。他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朝名将李广之孙。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匈奴，与八万匈奴主力骑兵激战，杀敌万余人后，因力竭而投降。由于误传李陵替匈奴练兵的假消息，汉武帝盛怒之下，灭其三族。李陵被迫滞留匈奴二十余年，直至元平元年（前74年）客死异乡。在后人的评价中，李陵是个颇具争议的灰色人物。在民间故事“杨家将演义”里，兵败后被契丹大军围困于狼心窝的杨继业，最终撞李陵碑殉国。
不过，苏武墓（庙）在陕西省武功县，李陵碑在山西省怀仁县，为何模式口村会矗立一庙一碑呢？原来，曾经的模式口古道不仅是商贾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将士征战的必经之路。据古代战争史学者分析，明代正统帝征讨瓦剌等战役，都与这条古道息息相关。这些战斗大多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较量，于是，苏武、李陵这样的人物形象便出现在了模式口古道之上。
当代散文家邓拓先生在《燕山夜话》中提及古北口的杨令公祠。实际上，杨令公（杨继业）从未在古北口一线驻守过。但古北口作为辽（金）宋之间交往的重要通道，修建庙宇同样是为了体现民族气节，寄托民众对民族英雄的追慕之情。
承恩寺处处透着神秘
北京九中每年毕业生不少，但有不少同学都不知道，该校的所在地，在古代是对面那座庙的菜园子。与九中同处模式口大街的田义墓、山后隘口处的塔院，甚至远至石景山高井的翠云庵，都曾被划入这座庙的管辖范围。这座占地广阔的庙宇，便是京城内外最为神秘的承恩寺。
“过去的承恩寺有多大，看看首钢园里的那几座冷却水塔，它们所在的地方曾经是承恩寺的塔林，难以想象吧？再看看法海寺的塔林，紧挨着法海寺。从这两处塔林与主庙的距离，就能推断出两座寺庙的‘势力范围’了。”一位研究模式口地区的老先生感慨道。
然而，这样一座宏伟的庙宇，却在众多古代文献中鲜有记载。在撰写关于承恩寺的文章前，我查阅了所能找到的北京史地资料，从明代的《帝京景物略》，到清代的《日下旧闻考》《天府广记》，再到民国时期的《旧京文物略》《北平旅行指南》等，提及承恩寺的内容，要么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要么只字未提。在记述帝都名胜最为完备的《日下旧闻考》里，有关承恩寺的内容，也仅仅谈到了“两座明碑”：一座是正德八年的“敕谕”碑，另一座是正德十年的“李东阳撰记”碑，仅此而已。
这也不能怪历代的史地研究家们。承恩古刹自明代正德年间建成起，就定下了三条规矩：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天下庙宇，大多依赖香火钱维持生计，若没了这笔收入，即便是嵩山少林寺、杭州灵隐寺这样的名刹，也难以支撑。在旧京，大小寺庙大多兼营殡仪馆业务，靠停灵超度赚取“死人钱”，一些大庙还会在逢年过节时腾出场地举办庙会，以补贴日常开销。可这些生财之道，似乎都与承恩寺无关。难怪这座位于京西古道旁的宏伟庙宇，数百年来无人问津。
那么，这座没有香火的古刹是如何维持下来的呢？明清两代，由帝王、官宦、内廷太监建造的庙宇不计其数，大多都有一个从官方走向民间的过程。但承恩寺却一直闭门谢客，从不轻易招揽朝拜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先来探寻一下这座庙的由来。单看承恩寺山门前的上下马石，就不是一般庙宇所能拥有的。在大明正德年间，被授予全权建造此庙的人叫温祥，是司礼监的太监，在大明内廷二十四衙门中职位最高。而且，他经手的案子，当时无人敢办：一是彻查山东鲁王被诬陷之案；二是协助皇太后铲除大权臣江彬之案。江彬在正德朝中权势滔天，能制服他的人，必定手握重权、口含天宪。以太监身份做到这一点的温祥，很可能是大明朝“二厂一卫”特务组织的头目。
承恩寺还有四面碉楼。放眼帝都，寺庙内设有碉楼的只有两处：摩诃庵与承恩寺。摩诃庵的碉楼高不过五六米，而承恩寺的碉楼却高近十米。此碉楼所用石料为玄武岩，而建造承恩寺边墙的是花岗岩。玄武岩比花岗岩更为坚固，可目前碉楼的风化程度却超过了边墙。于是有人指出，早在修建承恩寺前，碉楼就已存在，它是唐宋时代一座更古老佛刹的遗存。用这样高耸的碉楼作为瞭望台，监视往来于京西古道上熙熙攘攘的官民，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碉楼，承恩寺内还有一个奇特的布局，为京城各处寺庙所无，那就是钟鼓二楼不在天王殿前的院落里，而是与天王殿连为一体。这种安排出于何种考虑，史籍中没有记载，佛教规制里也找不到说法。
模式口有三绝之说
按照早年的说法，模式口地区有三绝：田义墓的石工；法海寺的画工；承恩寺的地工（宫）。生活在模式口一带的民众，很少有人进入过承恩寺地宫。如今游览承恩寺，除了碉楼、壁画、银杏树等文物古迹外，也鲜有人能进入地宫。由此可见，承恩寺的地宫确实是模式口地区最大的秘境之一。
根据寺中老僧的传说，明正德年间的司礼监太监刘瑾，曾在此组织过和尚兵，这些和尚兵实际上是出家的太监，他们训练有素，具备专业的军事水平。刘瑾组织武装力量的目的不可知，不过承恩寺恰恰被用作屯兵之处，存放兵丁或兵器。当然，这只是传闻，但地宫规模之庞大，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要让承恩寺数百年来保持“门庭冷落车马稀”，必定需要明清两代官府持续且充足的财力支持。这一点，在清代王思任的《游西山诸名胜记》中也能得到佐证：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曾在承恩寺内居住过，代替明光宗朱常洛出家为僧的大和尚，也曾在这里担任主持。此外，万历朝留下的“龙椅”等御用之物，一直保存到了清初。
承恩寺天王殿中保留有明代壁画，其精美程度丝毫不亚于法海寺壁画。而且，在天王殿的墙壁上，竟然画出四条飞龙（黄、绿、青、白各一色），位于曾经的四大天王身后，这在国内所有寺院中堪称空前绝后。更为神奇的是，四龙腾空引出的是两幅《明代帝后放生图》。
帝后形象竟然在天王殿中出现，那么，大雄宝殿内又会有怎样的绝世尊容呢？难以揣测。所以，承恩寺大雄宝殿内的壁画被毁，实在是可惜。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承恩寺在晚清民国时期，一直是礼亲王家族的家庙。“铁杆庄稼”消失后，为维持生活水平，落魄的王府拆卖大雄宝殿的木料及文物，将殿堂等级以高改低，似乎顺理成章。大雄宝殿内的壁画是否在此时的拆卖中消失，还无法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距离承恩寺不远的法海寺，被毁的是天王殿，而大雄宝殿的壁画得以完整保存。法海寺的天王殿大体在民国后期损毁，壁画也一同消失。
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醇亲王奕譞还曾在承恩寺躲避过一段时间。民国时期，承恩寺干脆成了军阀势力盘踞的地方。据说，那四座高大的碉楼，前脚刚被用来关押犯人，后脚就被张作霖当作了军用物资仓库。于是，一处曾经宁静至极的“庙中禁地”，再也无法保持清净。
时光流转，将近百年过去。如今的承恩寺，作为燕京八绝艺术馆的所在地，正以全新的风貌面向世人。这里不再是皇家禁地，但它所保留的那份宁静，历经五百余年却始终未变。这，或许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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