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机场时已是深夜。
我手忙脚乱地翻出准备好的头巾裹在头上，从这一刻起，作为女性的我必须时刻遵守这项伊斯兰教规，连外国游客也不例外。
走出机舱，干燥的空气中，混合着汽车尾气和某种陌生香料的气息，我的伊朗背包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在机场兑换货币时，我体验了成为“千万富翁”的瞬间：200美元换来了厚厚几叠里亚尔，钞票堆起来有5厘米高，多到根本数不清，只能直接塞进背包。
面值最大的纸币印着“50，000”，但在伊朗人的日常用语中，他们更习惯使用“图曼”，去掉一个零后的单位。
德黑兰的清晨是被汽车轰鸣声唤醒的。这座拥有1200万人口的城市聚集了300多万辆机动车，其中许多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旧车型。
由于伊朗没有车辆强制报废制度，“只要车子能发动就能上路”，整座城市笼罩在浅灰色的尾气雾霾中。
“在这里过马路是勇敢者的游戏。”同住青旅的韩国背包客金小姐苦笑着告诉我。
德黑兰的交通状况令人胆战心惊，超速车辆从两侧呼啸而过，堵车时的加塞大战随时上演，单行道上逆行、高速路口倒车都是家常便饭。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公开批评司机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游牧民族血液里的随性似乎难以改变。
在街边小店，我学会了辨认波斯数字。从商品价格到车票信息，从发车时间到站台号码，波斯数字无处不在。
我不得不把手机里的对照图设为壁纸，当成功用3万里亚尔（约合人民币6元）买到热乎乎的馕和藏红花冰淇淋时，我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
伊朗的城际交通主要依靠大巴。
从德黑兰到卡尚的四个小时车程中，VIP大巴座椅宽敞舒适，票价仅需20多元人民币，还附赠了小零食和饮料。
只是密闭空间里浓郁的“中东气息”让我第一次理解了香水文化的必要性。
伊斯法罕到设拉子500公里的路程，我选择了耗时7小时的大巴而非1小时的航班，既为省钱，也为体验。
车窗外，荒漠与绿洲交替出现，偶尔闪过孤立的清真寺圆顶。
中途休息站，一位裹着黑袍的老奶奶硬塞给我一块芝麻糖，语言不通的我们只能相视而笑。
在城市内部，出租车不打表是常态。在伊斯法罕，我请司机顺路在邮局稍停，结果下车时他把这几分钟拆成两段路程收费。
而在德黑兰，司机们开价常是实际价格的2-3倍。
我逐渐学会了讨价还价的技巧：2公里内步行，2-10公里咬定8万-10万里亚尔，上车前确认价格并备好零钱。
地铁是德黑兰最实惠的出行选择。中国援建的地铁系统票价仅需1.5元人民币随便坐。
女性车厢与男性车厢严格分离，安静得出奇。偶尔有商贩穿梭叫卖零食，成为车厢里唯一的喧哗。
伊斯法罕真正诠释了“半天下”的盛誉。
站在伊玛目广场，这个仅次于天安门广场的世界第二大广场上，四周环绕着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宏伟建筑。
傍晚六点，礼拜的音乐准时响起，声音在广场上空回荡，刹那间时光倒流四百年。
聚礼清真寺成为我此行的意外惊喜。这座拥有1200年历史的建筑群融合了阿拉伯、塞尔柱、蒙古和波斯风格，被称为“清真寺建筑史的百科全书”。
没有华丽的瓷砖装饰，只有朴素的灰黄色砖泥在阳光下散发着肃穆气息。
站在27米高的古老穹顶下，一束光线穿过高窗洒在斑驳墙面上，那一刻的宗教神秘感令人窒息。
设拉子的粉红清真寺满足了我对波斯的所有幻想。清晨八点，我成为第一批进入莫克清真寺的游客。
阳光穿透彩釉玻璃，将祈祷室变成了万花筒，地毯上流淌着红、蓝、绿的光斑，随着时间推移缓缓移动。
当一群鸽子突然从庭院飞过窗棂，我竟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一千零一夜》的梦境。
伊朗人的热情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在卡尚的费恩花园，一对父子主动担任我的导游。
中学生模样的男孩英语流利，滔滔不绝地讲述伊朗神话。临别时他们不仅请我吃当地冰淇淋，还开车把我送回旅店。
而在亚兹德迷宫般的老城巷弄里，每当迷路，总会有孩童从不知哪个门洞钻出，用肢体语言为我指引方向。
这种善意偶尔也会演变成“甜蜜的负担”。在卡尚寻找苏丹浴室时，几个伊朗人比划半天见我不明白，干脆把我塞进他们的小货车。
车内拥挤得需要外面的人帮忙才能关上门。当车子在陌生街道七拐八绕时，我紧握手机的手心全是汗，直到浴室标志性的“太空球”屋顶出现在眼前，才松了口气。
当然，旅行中也不乏需要警惕的时刻。在伊斯法罕的星期五清真寺，一位老者主动讲解半小时后，委婉表示孙子有收集外币的爱好。
我掏出30元人民币零钱，却在当天下午的伊玛目广场又遇到同样的说辞。
而设拉子的光明王墓外，手持绿色鸡毛掸的“宗教警察”紧盯着游客的着装，让我不得不反复检查头巾是否裹得够严实。
离开伊朗的飞机上，邻座的德黑兰大学教授问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安全。”我脱口而出。半个月来，尽管经历了出租车的价格陷阱、景点的小骗局，但从未感受过人身威胁。
这是令我十分意外的。
它的美不在媒体刻画的画面里，而在街头主动为你带路的少年眼中，在盲人乐师无人问津却依然悠扬的琴声里，在每个转角处不期而遇的微笑中。
唯一需要改变的，大概就是女性的权利了吧。#头条深一度#
（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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