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2日早上七点,首长,雾气大,山道滑呀。”李银桥捂着军帽追上前,耳边传来毛主席爽朗的回应:“年轻人腿脚好,多锻炼。”一句闲谈,揭开了他们登白云山的行程。
黄土高原的秋风带着凉意。胡宗南的主力刚刚撤回洛川,战事稍缓,但中央机关仍在转战途中。毛主席却抽出一整天要去看一座庙,理由听上去出人意料——“想让银桥开开眼”,更深层的考量,是他要借寺庙这面“镜子”检验土改后的社会温度。半个月来,他已跑遍延河以北的九个村,白天访田、晚上记笔记,身边的工作人员直呼吃不消。
山脚下的林荫路窄而陡,落叶被晨露沾湿,鞋底踩上去吱吱作响。毛主席举目望去,远处黄河像一条暗金色的布带横在天际。他侧身对李银桥说:“那条大河,你我改天再细看,今日专心登山。”李银桥性子直,回一句:“我还想下去摸摸水呢。”毛主席摇头,笑而不答。
百十级石阶并不算长,却因为稀薄的氧气让人气喘。县长杨国忠陪在一侧,不断介绍:“白云山庙,没人说得清哪年修的,反正老了。”毛主席闻言停步,语气突然严厉:“父母官连本地文脉都搞不明白,怎么和老百姓谈根基?”县长被噎得满脸通红,只得讪笑称是。
再往上走,松风渐劲,视野豁然开朗,一座灰瓦红墙的殿宇隐在柏树林间。木鱼声远远飘来,长而沉。方丈室前,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迎了上来,合掌一礼:“各位请里边喝口茶。”他没报出毛主席名号,却先称一句“首长”,眼力不俗。毛主席随手回礼,开口就问:“僧舍几位,日子可过得去?”
老人看了县长一眼,欲言又止。毛主席轻轻抖落尘土:“出家人戒打妄语,有什么难处实说。”老和尚这才放下顾虑:“香火淡了,布施少了。前年粮差了口,幸得政府分了五亩薄地,如今自己种粮,饿不着。”他话音刚落,李银桥插句玩笑:“方丈也握锄头?”老和尚笑着点头:“佛门弟子入世修行,也学会把背朝天。”
毛主席听得满意,提笔在随身小本上写下一行字——“僧众自耕,脱离施舍,正。”这是他此行最想验证的:土地改革不仅让贫雇农翻身,还要让非生产群体找到新坐标。过去几年,毛主席屡次对干部说,别把宗教场所当成“敌对堡垒”,但也绝不能让它们游离生产。白云山庙的实践正合意。
闲谈间,方丈忽然收敛笑意,对毛主席低声道:“贫僧有句逆耳之言,不吐不快。”毛主席示意继续。老和尚缓缓开口:“江河湖海,主席可畅游,唯独黄河切莫下水。”这句话把李银桥听愣了,他下意识要反驳“这是迷信”,毛主席挥手止住:“听先生讲完。”
老和尚解释:黄河势急水浑,暗流多,常年吞舟覆辙;再者黄河在五行属土,“土克水”,与“龙入水”的说法冲突,若龙之人强入,恐见凶象。县长听得满脸尴尬,怕被扣“迷信”帽子。毛主席却并未嘲笑,只淡淡地说:“世间哪有什么真龙?不过一句忠告,我记下。”
坐了一会儿,老和尚领众人参观殿宇。主殿梁上,彩绘依稀可辨《八仙过海》。配殿墙壁,明代壁画《妙音鸟》颜色仍艳,连羽毛纹理都看得清。毛主席抬头细读题跋,语气平静:“这种东西烧毁易,画出来难,无主不等于无价。”他转身吩咐县长:“庙宇维修,可用公私合力,找木匠补梁,找画师补笔,先保住。”县长连声称是,心里暗下决心回县里立档备案。
午后下山,风更凉。李银桥悄悄问:“主席真不去黄河游了?”毛主席眯眼看着远处河面:“战事未了,黄河汛期又紧,先忙正事。”那语气既像回答,又像自语。
此后一年多,毛主席多次从西安、兰州路过黄河边,而专门下水游的计划始终搁着。1952年夏,他在武汉横渡长江,却仍未涉黄河。周边一些老同志偶尔半开玩笑:“主席,老和尚的话你信了?”毛主席摆手:“信不信都无妨,关键是黄河条件差,水急易翻船,安全第一。”
1970年冬,黄河水文局给中南海递了一份《三门峡以上河段含沙量报告》,毛主席批示只写了八个字:“水恶沙多,仍慎为宜。”旁边的李银桥看着批示,想起白云山庙那日,心中暗叹一句:也许老和尚的话,并非完全是迷信。
回到1947年的傍晚,山影被夕阳拉得漫长。毛主席和李银桥坐在南河底村的小土炕上,分吃周恩来托人带来的半斤肉和一碟炒辣椒。肉并不多,辣椒倒格外香。李银桥端着碗,忍不住说:“首长,今天收获可真大。”毛主席咬一口辣椒,淡淡回应:“农事、寺庙、兵情,一天看三样,不虚此行。”
窗外,黄河的涛声隐约传来,一浪高过一浪,却再也没人提游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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