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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翻开光绪十五年《鱼台县志》，一段记载令人拍案叫绝：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泛滥，运河淤塞，运粮船竟被抬高到“漕舟行树杪”（船只在树梢高度航行）的险境！工部尚书朱衡临危受命，却束手无策。这时，山东邹县知县章时鸾献上一条妙计：“黄水未消工难就里，惟昔年盛应期所开旧渠地高土坚，黄水不侵，河路径捷！”（《鱼台县志》）
鱼台县志
面对朝中质疑新河不可靠的声音，章时鸾据理力争：“黄水自西来而旧河在昭阳湖之西…去沙停淤，所以数年必一淤。何则在昭阳湖之东？湖距渐远，故黄水淤塞旧河而不及新河者有之矣，未有至新河而不淤旧河者也！”这番透彻分析让朱衡如获至宝，最终朝廷采纳方案，解救了国家命脉。
这位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的章时鸾，究竟是何许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江南青阳人章时鸾带着举人功名，来到山东邹县（今邹城）当知县。《邹县志》记载，他看到的是一片破败景象：“邑民贫敝”——老百姓穷得揭不开锅。章县令没有空喊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干了三件大事：
1. “为置牛”：官府买耕牛租给农户，让无力买牛的贫农有地可耕。
2. “开荒种树”：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广种林木，既增耕地又添财路。
3. “积谷”：建立官仓储备粮食，荒年可赈济灾民。
短短几年，“民以殷富”四个字，成了邹县由贫转富的最好见证。
邹县志
章时鸾在邹县的政绩，远不止让百姓吃饱饭。当国家漕运命悬一线时，他凭借对本地水情的深刻了解，大胆提出重开“南阳新河”的方案。原来，早在嘉靖七年（1528年），总河都御史盛应期就曾主持开挖南阳新河，但因工程浩大、朝堂反对而半途而废。章时鸾敏锐指出：这条半途而废的河道“地高土坚，黄水不侵”，地势高，土质硬，黄河洪水淹不到，而且“河路径捷”，路线更近更直。
面对质疑，他更以无可辩驳的地理分析说服众人：黄河水从西来，旧运河在昭阳湖西边，首当其冲，必然“数年必一淤”。而新河在昭阳湖东面，离洪水源头远，“黄水淤塞旧河而不及新河者有之矣，未有至新河而不淤旧河者也！”一席话令满朝叹服。方案获批后，朱衡立即“委鸾重工”，把邹县段的艰巨工程交给章时鸾。他不负重托，“劳绩殊多”，最终保障了运河畅通，朱衡也因此功加封太子太保。
章时鸾深知，治县不仅要让百姓富足，更要守护精神家园。邹县是亚圣孟子故里，孟庙却年久失修。章县令亲自操办，“官舍学宫多所修建”，尤其对孟庙进行大规模修缮，使其“焕然改观”。他更做了一件流传至今的大事：创建孟庙第二道大门——“亚圣庙”石坊。这座石坊造型雄伟，雕工精细，坊名“亚圣庙”三字正是章时鸾亲笔题写。六百多年过去，石坊依然矗立在孟庙中轴线上，成为邹城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
章时鸾的强硬手腕，更让豪强恶霸闻风丧胆。当时山东灾荒频发，一些奸猾盐商趁机“趁火打劫”，囤积居奇，鱼肉百姓。章县令毫不手软，严厉整治，平抑盐价，被百姓赞为“为民做主”。地方上流传着“峄山除害”的故事：峄山（今邹城峄山）一带匪患猖獗，欺压良善。章时鸾亲率衙役乡勇，剿灭匪巢，为地方除一大害。他“平民冤”，昭雪冤狱，在邹县百姓心中刻下了“青天”的美名。
当章时鸾离任升迁时，邹县出现了感人的一幕：百姓对他依依不舍，“去后吏民怀之”。大家自愿集资，为他修建生祠，供奉他的牌位，并且“与金并祠”——将他与前任同样深受爱戴的金姓清官同祀一祠，共享香火。更“立石以纪其事”，刻下功德碑，让后世永远铭记这位好县令的恩德。
这位举人出身的七品县令，最终“官至河南副使”（河南按察司副使，主管一省司法监察），成为正四品的省级大员。
章时鸾的名字，或许不如帝王将相那样显赫，却深深镌刻在邹城的大地上——在孟庙庄严的“亚圣庙”石坊上，在运河故道沉默的堤岸旁，更在世代邹城百姓的口碑相传中。他用一头耕牛，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希望；用一条妙计，让国家的血脉恢复畅通；用一座石坊，守护了千年文脉；用一柄铁尺，丈量出公平正义。章时鸾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丰碑，从来不是黄金铸造的，而是用民心垒砌、用时间打磨，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化作一块块不朽的石头，无声诉说着“父母官”三个字的千钧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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