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遗址（遗迹）里的民族记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八十载岁月流转，伟大抗战精神穿越历史烟云，如巍峨的丰碑，矗立于民族记忆深处；又如永不熄灭的火炬，烛照复兴征程。

作为重要的抗战文化城和大后方枢纽，桂林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文化影响力。这里是战时的文化中枢、军事战略的支点、战时教育的重镇、国际反法西斯的合作窗口，留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桂林保卫战遗址等160余处珍贵的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它们组成了不屈的民族脊梁，屹立在时间深处，向今人无声地诉说着中华儿女“誓与山河共存亡”“愿拼热血卫吾华”的如磐之志。

山水柔情 铮铮铁骨

1938年底，著名剧作家、词作家安娥来到桂林开展抗战文艺工作时，写下了她对桂林山水的第一印象：“桂林的山，是一个极宜于拍照的模特儿，只要能够取长弃短的话，随便以哪一个角度，都可以随手取得最美丽的照片。”

秀丽柔美，是大多数人对桂林的评价。殊不知，精巧柔美、一盆山水，仅仅是这座城市的表面。在炮火连天、烽烟四起的抗日战争中，桂林作为战时的文化中枢、军事战略的支点、战时教育的重镇、国际反法西斯的合作窗口，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和160余处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它们让世人看到，桂林这座城市不仅有秀美柔情的山水，更有铁骨铮铮的脊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8月8日，在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来自桂林、北海、玉林、防城港等地的优秀作家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著名诗人艾青在桂林创作的名篇《我爱这土地》，将在场人的思绪带回了80年前的烽火岁月。

1938年，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筹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承担起了统战工作，物资转运，情报联络，接待护送秘密党员、干部及爱国华侨、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等重要任务。据资料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经桂林“八办”向抗日前线输送的军需品如汽油、汽车、毛毯、被服、电讯器材和药品等有数百种之多，护送的干部、青年则有千余人。海外华侨捐赠的各种款项，也主要由桂林“八办”通过香港银行设法辗转汇至桂林，再经桂林“八办”分批取款，转发给各地抗日武装。可以说，这座二层砖木结构的老建筑，既是中共在华南的唯一公开合法机构，又是连接延安、重庆、新四军的“红色心脏”，为后来的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桂林“八办”旧址。

在解放西路85号广西省立艺术馆内，桂剧《破阵曲》即将上演，再现80年前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文化名人们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以理想之光照亮民族危亡时刻的故事。 1944年，正值万分艰苦、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借广西省立艺术馆新馆落成之机，以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为代表的著名戏剧家做出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壮举”，举办一场西南剧展，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唤醒人民抗战斗志。在3个月中，来自粤、湘、桂、黔、滇五省以及相邻的闽、赣、鄂三省戏剧工作者进行了170多场高质量戏剧演出，观众超过10万人次。

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

在一街之隔的太平路口，是救亡日报社旧址。1937年，郭沫若、夏衍等人在上海创刊《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南迁，于1939年1月在桂林复刊。复刊后的《救亡日报》由夏衍主持，成为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舆论阵地。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里，《救亡日报》坚持团结抗战，报道前线战况，刊登进步文化人士的文章，形式活泼，深受民众欢迎，成为了抗战宣传、政治动员、文化启蒙的重要窗口。

救亡日报社旧址。

在中山中路与三多路交叉的繁华路口，一块生活书店纪念碑静默地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与行人。书店始创于上海，因抗战爆发内迁，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包括桂林分店在内的56个分店、支店。1938年，就在纪念碑所在处，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宣告开张，发行和销售进步书刊、抗战理论书籍等，一度成为抗战期间对青年读者影响最大的进步书店。不仅如此，书店还成为了进步文化人的聚集地，并为进步作家提供出版平台，推动抗战文艺发展。在1944年桂林沦陷前，书店及时转移重要出版物，抗战文化火种得以保存。

出版217种报纸杂志、1000余种抗战书籍，109家印刷厂林立，1200余位全国知名文化人士云集，桂林这座热血之城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思想最活跃、创作最自由的文化高地，与重庆、延安形成抗战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

石壁残垣 不屈印记

八百壮士墓、三将军殉职纪念塔、骝马山抗日碉堡工事、鹦鹉山桂林保卫战城防司令部指挥部旧址、铁封山军事防御遗迹……每一处都生动地诠释着“一城山水半城兵，十年烽火百年魂”。

在骝马山下有一处桂林保卫战纪念标识，一位士兵头戴钢盔，双手执枪，低头神色肃穆，旁边两个红色大字“缅怀”格外醒目。常有市民自发地买来黄色菊花，向81年前那些誓与桂林城共存亡的抗日将士致敬。

1944年10月29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对桂林的进攻，美丽的桂林城遭遇空前劫难。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不到3万桂林守军，要抵抗日寇10余万精兵。这也是一场惨烈战役，14天的激战，繁华的桂林城变成一片废墟，房屋焚毁达99%。这更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战役，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桂林军民没有屈服，通过各种方式与侵略者进行英勇抗争。

为抵抗大肆进犯的日军，抗日将士们奉命构建防御工事，实施“焦土抗战”。而处于较高地势、可俯瞰全城的骝马山，就成为了修建碉堡群的最佳载体之一。依托碉堡群，抗日将士们有效阻滞日军攻势，为后方疏散争取时间。因实力悬殊、前线战略物资紧缺等原因，工事最终被毁。国军131师391团在骝马山血战日军第58师团，坚守至弹尽粮绝，在秀美的山水间书写了一段“铁血传奇”。

八百壮士，英灵永在；七星岩下，碧血千秋。在七星公园内，八百壮士墓与集体殉难遗址纪念碑、纪念广场，提示着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944年11月桂林保卫战末期，日军第58师团进攻桂林，国军第131师391团、393团残部及地方守军约800人退守七星岩溶洞，凭借天然屏障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遂向洞内投放毒气弹并封锁出口，官兵绝大部分壮烈殉国，仅少数人突围。

“仅桂林就有抗日战争死难烈士的纪念碑、塔、墓14处。这一处处，向我们展示的是‘英雄地、民族魂’，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具体化身。”桂林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感慨地在《桂林抗战文化》一书中写道。

昔日的断壁残垣，今朝草木深深。这些“写在石缝里的不屈不挠”，是无数有志之士在桂林这片热土上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民族“寸土寸血”“文可提笔唤民心，武能持枪守山河”的精神注脚。

琅琅书声 民族崛起

山城烽火急，讲席未曾空。笔蘸漓江水，书传铁血风。一寸桂林土，千钧教化功。炮火连天的抗战时期，琅琅书声就像是漫长黑夜里民族复兴崛起的一簇簇火苗。

在七星公园曾公岩内，一行标语至今依稀可辨：“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1938年，陶行知在桂林创办生活教育社，并且在桂林市中山中学、七星公园的曾公岩等地推广岩洞教育，通过砌墙、编蒲包等劳动课程，将教育融入抗战宣传。桂林本地中小学（如桂林中学），也坚持办学，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实行“半工半读”模式，既延续了文化火种，又为抗战输送了大量人才。

在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内，仍能看到部分抗战时期校舍建筑。抗战时期，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前身）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教育不辍，救国不忘”的理念与宗旨。杨东莼、薛暮桥、陈望道、欧阳予倩、林砺儒、陈翰笙、夏征农以及曾作忠、张云莹、谢厚藩、陈伯康、林焕平等一批名师在此云集，一面传道授业，让中国教育命脉免于中断，一面积极投身桂林“抗战文化城”活动。因教学出色，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与国立西南师范学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一起，成为抗日大后方著名的三所高等师范院校，被誉为“西南民主堡垒”。

抗战时期，国立广西大学雁山校区教学楼。

李济深旧居、徐悲鸿桂林居所、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张曙墓……丰富的抗战文化遗址（遗迹），铸就了桂林这座城市柔情与大义并重的独特气质。山水见证，历史留痕。从“血色漓江”到“世界之窗”，80年后的桂林，已今非昔比。当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园城墙，每一处抗战文化遗址（遗迹），都像在提醒着我们：

不忘烽火来时路，昂首阔步再前行。

■专家访谈：

重视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在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中的作用

□何阶平（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桂林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到了1000多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前来从事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办报纸，写新闻，出版发行书籍，排演戏剧，唱进步歌曲，从事科研活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于民族危亡时期的桂林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共有160余处，分布在桂林市区、阳朔、平乐、灵川等地。它们的存在，使得桂林2000余年的城市人文更加厚重。

我们要看到的是，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为桂林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发挥着育人的作用。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2001年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现有馆藏文物1300余件（套），年参观人数30余万。救亡日报社旧址基本按原样布置，市文物局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市民参观。广西省立艺术馆是三届桂林艺术节的主要活动场所。

眼下，桂林正在奋力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我们各级党委政府、民间团体都要因势修缮与守护好这些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充分发挥它们存史、育人和表演等功能性作用，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信仰力量。

来源: 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