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世人多知他是文学家，其实他还是一位清廉有为的官员、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请随我们走进江西省南丰县的曾巩纪念馆，领略其文豪之外的面向。
南丰名贤 文儒世家
说到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首先令我想到的是这里产的蜜桔，个头很小，甜蜜十足，一吃就停不下来。唐宋时期，南丰蜜桔乃进献朝廷的贡品，而今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带着这一份甜蜜，我站在了盱江畔。盱江就是抚河。抚州，因抚河而得名。抚河是江西五大水系之一，其故道在大名鼎鼎的滕王阁下注入赣江，今天则由南昌市进贤县的青岚湖注入鄱阳湖。抚河发源于抚州市广昌县，一路向北流经南丰县、南城县、临川区，再进入南昌市。
我曾顺流而下，在广昌县聆听了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战士为革命献身的故事，在南丰县游览了曾巩文化园，在临川区参观了王安石纪念馆、汤显祖纪念馆。
直到站在了盱江畔，我才注意到这条河流的名字有不同的写法，在广昌人们写作旴江，在南丰人们写作盱江，一个日字旁，一个目字旁，若不经人提醒，很难注意到差别。两者都有“大”的意思，旴江有《水经注》等文献的支持，盱江有《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支持，古代两字并用。倒是当地人的解释颇为有趣，旴江流到南丰境内，有一条支流注入，于是就多加了一横成了盱江。
南丰县城主要在盱江西岸，东岸有一座南山，南山北麓有一处岩洞，相传这里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与其弟幼年读书的地方。今天这一带已辟为曾巩文化园，我带着崇敬之心，叩开了文化园中曾巩纪念馆的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位于纪念馆大厅中央的曾巩构思写作的雕塑，其后的墙面上写着一句诗：“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这是王安石写给曾巩的诗，盛赞曾巩的文章如长江汉水，如天上北斗，气象万千，世所难比。
纪念馆从曾巩的家世、仕途、文章、思想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要了解曾巩其人，不能不了解其家族。南丰曾氏在谱系上远溯孔子的高徒曾子，世以儒学传家，至北宋英才辈出，在北宋政治史、文学史上均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丰曾氏雅称“秋雨名家”，至今在南丰县城中还能看到有老房子的门楣上书写着“秋雨名家”四个字，自豪地告诉众人本家姓曾，是大有来历的。“秋雨名家”的由来，与曾巩的祖父曾致尧有关。
曾致尧这个名字，很容易就让人想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辅佐明君、化风成俗，是古代读书人的梦想。曾致尧这一辈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尧”字。他官至礼部郎中、户部郎中。宋太宗曾宴请曾致尧等大臣，提到经济恢复、府库充足时，太宗颇露得意之色。当时江南正遭遇旱灾，曾致尧当即奏对：“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倘若江南下一夜秋雨，就能缓解旱情，百姓得粮而生，这不是更值得高兴的事吗。
曾致尧之子曾易占虽然官职不高，亦留下千古美名。知信州玉山县(今江西上饶玉山)时，曾易占很有政绩，却为知州钱仙芝不喜。钱仙芝要给各知县考评，以此为由向曾易占索贿，贿至则有优秀的评语。曾易占断然拒绝，反遭钱仙芝的诬告，此后虽然被查实受冤，却因此罢官，闲居乡里十二年而逝。
祖父、父亲身上关心黎民生计、坚持清白从政的品质，我们还将在曾巩身上清晰看到。
带经而锄 玉汝于成
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位江西人，王安石是曾巩的同辈，欧阳修是曾巩的长辈，是他毕生敬重的老师。《宋史》记载曾巩“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欧阳修对这位学生寄予厚望：“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曾巩十二岁时作的“论”，是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在北宋这一科举社会中，读书人要出人头地、跻身仕途，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因此很早就要投入准备，何时才能鱼跃龙门，“十年寒窗”已是用时较少者。曾巩得到功名，是在嘉祐二年(1057年)，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在十七岁至三十八岁期间，曾巩经历了多重变故：父亲失官、应试不中、身患重疾、父亲去世。曾易占去世后，曾巩上有继母，下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负担极重。好在得到洪州知州刘沆的帮助，他在南丰的南源买了一块田地。曾巩秉持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带经而锄”，利用农事间隙读书。
曾巩写于至和元年(1054年)的《学舍记》，交代了自己经历的种种变故，在家事纷繁的情况下，他在名为南轩的简陋草屋中捧书自学：“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由这段话，我们可知曾巩的志向实在不小，他读书是为了习得修身之道、治世之方，他写作力求独出己见，要与古今名家并肩，只是由于家道中落、时运不济，他暂时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
当有人说他的南轩寒酸不堪时，他不以为意，居于卑巷穷庐，身穿简陋衣裳，吃着野菜粗饭，曾巩内心坚如磐石，因为他有志向，他在等待一个实现志向的时机。
时机终于在嘉祐二年来到。命运让曾巩备尝艰辛，这次要给予他巨大的甜蜜。曾巩携弟弟曾牟、曾布、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彦深进京赶考，六人全部中举，南丰曾氏一门同榜六进士轰动朝野。
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二年中举的进士还有苏轼苏辙兄弟、张载、程颢、吕大钧，这一榜被称为“龙虎榜”，群星灿烂。这批进士此后的人生轨迹多有交集，结成一个互动频繁的网络，要理解北宋的文学、政治是无法脱离这一网络的。
曾巩的第一个官职是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写于此任上的《思政堂记》可以看成是贯穿其整个仕宦生涯的为政理念。
嘉祐三年(1058年)，曾巩路过池州(今安徽池州)，参观了池州知州整修完毕的思政堂，此堂居北，知州在南边的大堂处理政事，退堂后回到思政堂中思考自己的为政。
曾巩认为，为政“始于思”，继而“得于己”，“得于己，故谓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政者，岂止于治文书、督赋敛、断狱讼而已乎？然及其己得矣，则无思也；已化矣，则亦岂止于政哉!”为政者，己身正才能正他人。为政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当到达很高的境界后，其政必合于道，不必再事后思之，而其政的影响力也不止于实际事务，而是能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
关怀民生 清正廉洁
在“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的观念下，曾巩为政多有成绩。他曾在馆阁中任职，但更多时间是在各地任职，足迹遍布越州(今浙江绍兴)、齐州(今山东济南)、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
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他在各地的政绩，只需以二三事为证，便可知道他如何关怀民生、清正廉洁、公忠体国。
元丰元年(1078年)，曾巩就任福州军州事兼福建路兵马钤辖。北宋延续前朝之制，设有“职田”，职田免税，允许租赁，地方官从田租中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当时福州虽然没有职田，但官府开辟了一个菜园子，收获的菜拿到市场上出售，每年也能赚三四十万钱。尽管这是福州行之多年的旧例，但曾巩知道此事后心有不安，他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官员不缺这一份收入，官办的菜园子却会损害普通菜农的利益，他下令停办菜园子，继任者均遵其令，未再恢复。
当时福州寺庙众多，庙产丰厚，要控制庙产就需成为庙主，而庙主要得到官府承认，由官府颁发凭证，一些人动起了歪脑筋，竟为此贿赂官员。曾巩提出改革办法，令僧众相互推选，选出住持后，当面颁发凭证，以此堵塞官员受贿的可能。与此同时，还加强对僧众的管理，严肃处理其贿赂行为。
元丰二年(1079年)，曾巩从福州到明州任职，明州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外商云集。他们在明州登岸后，往往要先去拜访明州知州，并馈赠礼品。曾巩礼貌地拒收了礼品，向朝廷建言应明确规定各地官府不得接受礼品。他并非为保全自己的清誉而拒收，而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思考，收受礼品会给外商留下什么观感，应向其展示大国“轻财重礼之义”“尚之以义，绥之以仁”。
曾巩纪念馆内有一件复制的《局事帖》，原件为私人藏家所有。《局事帖》是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曾巩唯一传世墨迹，字迹工整，笔画劲挺，恰如其人，平和坚韧。据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的考证，该帖为曾巩在越州通判任上所写的一封书信，时间当在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曾巩在信中感谢收信人推荐自己回京任职。
任职明州后，曾巩又到亳州任职，时间不长，除暴安良，恢复当地治安。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朝廷下令曾巩移知沧州，途经汴京时，获得宋神宗赏识，终于回京任职，次年迁史馆编修。
在纪念馆中看到曾巩的史学思想时，我不禁感叹，曾巩真是一座丰富的宝藏，文学之外不仅有政事，还有史学。他奉命编修《五朝国史》，即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五朝史事，尽管第二年他就辞去此职，书稿未成，但时人道出了他的史才。友人林希在《曾巩墓志》中说：“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如公者。”
曾巩认为良史应有“四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读曾巩的文章，我常觉得难，有时要读好几遍才知其意，因为他常有独到的见解，切入的角度不同于俗，正所谓“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这种先苦后甘的阅读感受，不够淋漓极致、潇洒得意，却有艰辛登山终于看到山顶日出的乐趣。
参观完纪念馆，我又到读书岩看了看，有朱熹手书的“书岩”“墨池”字迹。我不禁想到纪念馆中提到的朱熹对曾巩的评价：“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
“何世之知公浅也”，朱熹此语颇有惋惜之意。其实，曾巩不止文高，德亦高，他是一位宗匠、一位廉吏，一篇常读常新的文章。(易舜)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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