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瑶（重庆大学）
近日，一博主在攀登四川甘孜勒多曼因峰时，被落石击中无法行走。10个村民将其抬下山，支付了6万元费用，在网络上引发争议。（8月20日 封面新闻）
生命无价，是我们最朴素的共识。然而，当10位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在海拔6112米的高山上耗时12小时完成救援，却因6万元的费用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劳动报酬，有人却觉得这是趁人之危的“天价”。那么，为什么部分网友会对6万元的救援花费耿耿于怀呢？
自古以来，公众就存有对英雄的崇拜和对英雄故事的期待。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从“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克己利他”“舍生取义”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超越小我、成就大我，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道德传统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视其为君子或仁人志士的本分。公众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舍己为人的英雄故事，在相当一部分公众的观念中，“英雄”是不应该求回报的。
在数字化背景下，当今社会逐渐走向“麦当劳化”，公众的需求在以一种比过去更快速、更便利的方式得到满足。30分钟必达的外卖、包邮的网购、即招即来的网约车，在这种便利、即时服务的包围下，公众期待一切都能够高性价比、及时便捷。这种“一键式”的消费体验，无形中塑造了公众对服务定价的心理预期，既要快速响应，又要价格透明且合理。当服务与价格相联系，公众首先想到的是服务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正是现代的便利性与传统道德期待的双重作用，使得部分公众在面对6万元救援费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一方面期待服务的“性价比”，同时又期待行为的道德纯洁性。
然而，纯粹的、毫不利己的道德传统往往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期待，在实践层面是极为困难的。当理想的道德期待与社会现实和人性本能相遇时，便会产生巨大的争议。这不是简单的举手之劳，而是一场在高海拔环境中的救援。勒多曼因峰海拔超过6000米，空气稀薄，常人徒步已是挑战，而村民们要抬着担架在崎岖险峻的地貌上行走，其体能消耗、技术要求和心理压力无法用平常劳动衡量。事发地人员稀少，能胜任高海拔救援的村民本身就是稀缺资源。更重要的是，救援行动直接关乎生命，具有紧迫性和不可替代性。参与救人的村民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抢占救援时间。
6万元，并非对“善行”的标价，而是对这次行动中的成本和风险的补偿。处于安全环境中的网民，隔着屏幕无法设身处地理解“被救者”在人烟稀少的高海拔环境中，处于无法行走状态的紧迫感。对于屏幕前的评论者而言，这场救援是一个可供道德审阅的“故事”；但对于处于当时情景下的村民和博主而言，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事故”。
基于这一事件，我们不难想到“子贡赎人”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在国外赎回了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根据鲁国法律可以领取补偿金，但他却推辞不受，认为自己是为了仁义，不是为了钱。孔子却批评了他，“你开了这个‘高尚’的先例，以后别人再去赎人，如果拿回补偿金就会显得不高尚，怕被人指责，于是大家就不再愿意去赎人了”。绝对的、不近人情的道德高标准，有时反而会阻碍善行的发生。在道德上，我们崇尚无私；在制度上，我们保障公平。道德期待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合理的机制则是鼓励和保护这种善行能够持续存在的现实基础。
高风险救援活动缺乏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规范的责任认定框架，这既让施救者面临“趁火打劫”的道德质疑，也让遇险者可能在危急时刻陷入价格谈判的被动境地。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到，依赖临时的、个体间的“议价”模式，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各方必须从此事件中吸取经验，推动救援体系的现代化与规范化。
当我们不再用“圣人”的标准去苛求每一个施以援手的凡人，当我们能看清“救援收费”背后的真实成本与风险逻辑，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子贡赎人”的古老智慧，才能构建一个让善行能够持续循环、让英雄不至于寒心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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