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基地巡礼:我心潮澎湃的朝圣之旅

马兰花

马兰红山军博园大门口

群山，湖泊，戈壁滩，看一眼就心潮澎湃，因为这里是马兰。地窝子，防空洞，纪念碑，看一眼就百感交集，因为这里是马兰。马兰啊马兰，遥远的马兰，神秘的马兰，魂牵梦萦、摄人心魄的马兰，今天终于有幸走近了你，目睹你的风采，聆听你的声音，回望你的脚印，我精神的亢奋和心情的激动，是不难想见的。

我知道，马兰这个富含诗意的名字，出自开国将军张蕴钰之口。1958年8月，国防部任命开国少将张蕴钰（1917-2008）为核试验部队的主任，由他负责寻找核试验基地的驻地。张蕴钰经过勘测，选中了新疆罗布泊的一块去处。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还有一片草滩，盛开着蓝莹莹的马兰花。马兰花，生命力极其顽强，耐旱耐寒还耐涝，甚至在其他植物很难生存的盐碱地里都能够生长。在荒凉的戈壁滩，马兰花简直是女神一般的存在。于是，经张蕴钰提议，核试验基地办公生活区便取名为马兰。从此，马兰基地悄然载入史册，一支神秘的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直到三十四年后， 1992年中央电视台八一晚会上，毛阿敏一首《马兰谣》，才让人们知道了她，认识了她，“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她请西出阳关。伴着骆驼刺扎根戈壁滩，摇着驼铃听着鹰笛敲响了黄沙漫卷灰蒙蒙的天。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她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出银星舞起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朗的天……”

马兰基地，在罗布泊西端。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核心部分是博斯腾湖附近的红山核科研中心，核试验区在罗布泊深处，生活区在水草肥美的天山脚下。1986年4月，红山核科研中心功成身退，于是旧址被和硕县打造成了马兰红山军博园，2011年列入国家第二批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基地。

数十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瞻仰一下马兰，目睹一下马兰花开。于是今年我特意选定在马兰花开的五六月间，下决心来到马兰。此番马兰行，主要参观红山军博园和马兰烈士陵园，也去了博斯腾湖，涉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我把这段意义非凡的行程，定义为朝圣之旅。是的，纸上得来终觉浅，身临其境方震撼。我是全程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拜谒这方神圣热土的，这就注定要经受一次精神的洗礼和信念的淬火，令我这个有四十年军龄的老兵又年轻几分，又昂扬几分，又自豪几分——为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

在群山环绕中的红山旧址，时间定格在1986年4月。也就是说，搬出后近40年风雨的飘打和岁月的锈蚀，当年的司政机关和科研中心面貌已经模糊，声音已经遥远，甚至部分简易的土砖楼和地窝子已成断垣残壁，道路也已凸凹不平。可是，只要你仔细观察，侧耳倾听，用心回忆，还是能感受到当年马兰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劲头，“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马兰不老，它真的雄风犹在，魅力无穷。

我奋力登上蛙鸣山，这是基地内唯一一处自然景观。因为山顶造型酷似“青蛙”，风吹过山体表面不规则的凹坑会发出类似青蛙的叫声，因此而得名。登山鸟瞰，基地布局尽收眼底。基地分为西区、东区，西区是核试验指挥机关及生活区，标志性建筑有将军楼、司令部机关楼、政治部机关楼、防空洞等；东区为科研试验所，保障分队及生活区，标志性建筑有研究所机关楼、物理楼、力学楼、实验楼、程开甲故居等。两区所有房屋都是三层以下，土砖垒起，依山而建，这种独特的建筑布局赋予了显著的防空优势，保障了良好的战备与安全性能。最多时，这里生活着一万名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他们时时刻刻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披坚执锐，铸剑擎盾，以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想一想吧，那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壮观！伫立山顶，游目骋怀，我不由得暗自喟叹：了不起啊，红山！你注定在史册上占有一席之地，你是让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你是振奋人心的“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之一，你也是“马兰精神”的发源地。

蛙鸣山脚下就是将军楼。两层高的楼房土砖结构，设计老旧，楼梯外置，完好地保留了当年模样。这里曾先后住过张蕴钰、白斌等五位基地司令员，也住过两弹元勋邓稼先、王淦昌等一大批科学家。我好奇地进入，既感惊讶又完全理解，那是个各级首长带头艰苦奋斗的年代，室内面积狭小，陈设简陋，木房门、木板床、长条凳、三屉桌、搪瓷茶缸、黑白电视、缝纫机，衣柜也是最老式的那种，不过是仅能满足最起码的工作生活需要而已。有几个房间的墙上，镜框里挂着合影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们或着第一次授衔的五五式军服，或着红领章、红帽徽的六五式军服，他们都是革命的老前辈，有造诣的科学家，我向他们行注目礼。

为了基地首长和科学家的安全，将军楼旁边就是三条防空洞。最长的三号防空洞，全长300米成U型，共有21间洞穴，有供电系统和供排水系统，分作战指挥室、首长室、警卫室、会议室、休息室、洗漱间、配电室等。我悄悄进入，从头到尾仔细观看，对先辈们的革命斗志和创造精神充满敬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没有今天这样打通山体隧道的现代化设备，全靠炸药和人工开凿，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而敌对势力对我核事业虎视眈眈，或派敌特破坏，或派U-2高空侦察机侦查，或扬言对我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企图一举摧毁我核基地。先辈们随时备战，一旦战争打响即疏散进洞，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当然，敌人的图谋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蛙鸣山

蛙鸣山下防空洞

将军楼

将军楼里悬挂的黑白照片

将军楼外景

红山地窝子

哦，夫妻树，一眼就看见了，那两棵根深叶茂、饱经沧桑的老榆树。它们几乎长在一块，已经合抱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我奔过去，轻轻抚摸粗粝的树干，上下打量，感慨不已。旁边标牌上的 “夫妻树”三个字，分外醒目。那个曾从书本上看到过的感人故事一下子涌上心头。1963年，工程兵科研三所副所长王茹芝接到任务前往罗布泊参加核试验，按照“上不告父母，下不示妻儿”的保密要求，只对丈夫说是出差，不说去哪里。不意丈夫张相麟后面也奉命前往同一地点出差，两人在榆树沟的老榆树下偶遇了，于是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张爱萍将军知道后，感慨地说：“这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吗？”遂将这两棵树命名为 “夫妻树”。

此刻，我依偎在一座老旧石桥斑驳的栏杆上，浮想联翩。桥下，流淌着东塔西哈河，河水清澈见底，水中光滑的鹅卵石静静地享受着河水的温柔，小鱼在欢快地嬉戏。这座简朴的石桥，其貌不扬，却是连接基地西区与东区的必经之桥。广大官兵，尤其是东区的女科技工作者和通信团的女兵、医院门诊的女医生女护士，常在此读书学习，或散步休息。的确，为中国核事业忘我奋斗的她们是一群天底下最美的女人。桥上桥下，留下了许多青年男女的欢声笑语，也传颂着许多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而今“美人桥”这个浪漫的名字，就镌刻在桥头边特立的石碑上，向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传递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有的美丽和温情。

美人桥

最吸引我目光，引起我壮怀激烈的，还是那道名曰“核之路”的浮雕墙。浮雕墙由28块鲜红颜色的浮雕组成，是我国核试验事业伟大历程的生动展示。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罗布泊大漠，随着一声“起爆”的指令下达，主控站控制台操纵员迅速按下按钮，霎时间，孔雀河畔出现了一道强烈的闪光，地面迅速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惊雷滚滚，壮观瑰丽的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从那时到1996年7月29日（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中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其爆炸时间、爆炸方式、爆炸当量，都在这道数十米长的浮雕墙上得以清晰记载。浮雕墙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用雄浑的声音响亮地告诉每一位来访者：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这就是伟大的马兰精神。

有个小插曲：1964年10月16日15时，强光闪过，爆炸声响起，蘑菇云升上天空，指挥所所在的白云岗顿时被欢呼声淹没了。“成功啦！成功啦！”大家兴奋地把帽子抛向空中，互相握手拥抱，热烈祝贺，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有趣的是，负责在现场拍摄纪录片的同志当时也跟着大家欢呼雀跃，竟忘了拍摄镜头。后来纪录片上欢呼的场面是补拍的。军事摄影记者孟昭瑞拍下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照片，经过中央审查，十几天后得以发表，这就是那张成为经典的蘑菇云照片。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升起的蘑菇云

浮雕墙

核之路

白手起家，自力更生，38年间，45次核试验，这个事实、这组数字足以告诉全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何等坚韧，何等聪慧，何等强大，又何等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核之路，是一条艰苦卓绝之路，也是一条慷慨悲壮之路。路上，发生了多少震撼人心、可歌可泣的故事啊！

罗布泊号称“死亡之海”，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夏季白天烈日炎炎，酷暑难耐，最高气温可达50多摄氏度，夜里则直线下降到20°C左右。冬季寒风刺骨，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全年几乎没有降雨，几十里内没有一棵树，方圆数百公里人迹罕至。试验靶场建设之初，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的罗布泊尚未干涸。但因为是咸水湖，湖水不能直接饮用。罗布泊周围的泉水很少，水质矿化度极高，又苦又涩又咸。因此，只能吃更远处的孔雀河的水。其他蔬菜等生活物资，全靠从外面运来。住地窝子、点油灯、啃冷馒头，夏天忍着酷暑和蚊虫叮咬，冬天没有暖气和热水，还要亲自去博斯腾湖边打柴，供食堂烧火做饭。第一代马兰人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仅用短短6年时间，就让戈壁滩发出了第一声东方巨响，升起了第一朵令世界瞩目的蘑菇云。

中国的科学家，那些主动放弃了国外优厚生活待遇的科学家，那些自愿放弃了个人功名利禄的科学家，他们为民族、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奉献，感天动地，永垂青史。

王淦昌的短短一句话，让多少人成为了座右铭。1961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在办公室会见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向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王淦昌在世界物理学界声名正隆，两次离诺贝尔物理学奖只有一步之遥。他静静地听着刘部长任务的下达，心里很不平静，胸中涌动着千言万语，但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此后的17年，王淦昌隐姓埋名，他的名字再也没有在各种学术交流中出现过。多年之后，他荣膺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真是实至名归。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柏林学成准备回国，曾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何必回去呢？”他坚定地回答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邓稼先的舍生忘死，令他的高大形象矗立于天地之间。1958年的一天，留美归来的物理学家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调去哪？”邓稼先说：“不能说。”妻子问：“做什么工作？”邓稼先说：“这也不能说。”妻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给你写信。”邓稼先说：“这恐怕也不行。”妻子一脸茫然：“真奇怪。”邓稼先满怀歉意地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又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没过几天邓稼先就走了，这一去就是28年。在我国进行的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了15次。1979年的一次氢弹试验中，飞机空投下的氢弹降落伞却没有打开，氢弹直接摔到了地上。正在现场指挥的邓稼先不顾阻拦，不怕辐射，第一个冲进试验场，他要亲自找出原因。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虽然步履艰难，但他仍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1986年7 月 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他在生命的最后12天，仍与于敏（多年后荣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等讨论技术发展建议书。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郭永怀的为国捐躯，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让人热泪盈眶，痛惜万分。1968年12月5日凌晨，力学家郭永怀搭乘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遇到险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把随身携带的皮质公文包夹在胸口，希望能够用血肉之躯保护好至关重要的核试验绝密资料。飞机坠毁了，机上乘客全部遇难。但郭永怀用生命保护下来的绝密资料却完好无损，保证了我国第一枚热核导弹发射成功。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涉及原子弹、氢弹及卫星设计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关于郭永怀，这里我忍不住要多说几句。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考入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9年先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与钱学森成为同门师兄弟。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生活优渥，学术前途无量，但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还是于1956年9月义无反顾地携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回国了。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激动得只说出一句话：“我想到的是尽快投入工作、工作……”。1957年6月7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里面说：“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为了支持国家建设，1965年1月，郭永怀和李佩捐出了48460元全部积蓄。这笔积蓄的主体是他们回国前卖掉在美国的别墅和汽车所得。1968年9月，郭永怀唯一的女儿郭芹初中还没毕业，面临上山下乡。17岁的她曾恳求父亲利用工作关系让她去参军，虽然郭永怀是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和军方高层关系密切，但他不愿为女儿托关系、走后们。结果，郭芹成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名下乡知青。乡下的女儿写信要父亲给买一双棉鞋，但郭永怀忙得不可开交，迟迟没有时间去买，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目前陈列在中国科技大学校史馆里一张郭永怀留给妻子李佩的字条，谈到了买鞋：“我准备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返京一趟。鞋过西宁时买，鞋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郭永怀牺牲前一天也曾到兰州的商场里去买鞋，但最终也没能买成。女儿小小的请求，竟成了这位科学巨匠永远完不成的遗愿。1996年11月8日，年仅45岁的郭芹在北京因病去世，弥留之际，在对父亲的无限哀思中，她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的请求：“写写我爸爸吧！”如今，郭永怀已名满天下，其业绩彪炳日月，女儿郭芹如地下有知，也该万般欣慰吧！

在核试验物理测量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黄豹将军，195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罗布泊，连婚礼也是在戈壁滩的地窖里举行的。他不但自己在核试验场奔忙了大半辈子，还把儿子也送到基地，父子一起为共和国的核事业奋斗。1992年，黄豹病重住院，他对前来探望的儿子说：“这里不需要你，干你的核试验去。” 黄豹将军真正践行了马兰人为国防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铮铮誓言。

1965年5月中旬，进行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当核航弹总装完毕，拟于次日晨投入试验，不料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随后下起了瓢泼大雨，试验被迫中断。但是，雷管已经插好，再分解太危险，若雷击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陈能宽把危险留给自己，坚定地提出请二机部副部长李觉撤离，由他在弹边坚守。就在两人你推我让，眼看陷入僵局之际，厂保卫部部长陶瑞滨自告奋勇站了出来：“你们两位领导都回招待所，我一个人坚守，有情况立即报告。”狂风暴雨持续了三天，陶瑞滨一日三餐吃在原子弹旁，铺张草席睡在原子弹旁，提心吊胆地守护了三天。直到第四天清晨，云开日出，投弹飞机抓住时机，飞赴罗布泊靶场上空，顺利完成了核试验任务。中国从此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1966年10月下旬，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这是核武器形成战斗力的关键。执行指挥操作任务的七个人，从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参谋长到技术助理员、操作员，人人留下了遗书，还向组织上递交了生死状，表示“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因为受中国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两弹”结合的发射控制室就设在离发射点只有100多米远、地下6米深的位置。虽然地下发射控制室由工兵用高标号水泥浇筑而成，但如果发射出现意外，原子弹在发射阵地爆炸，谁也不敢保证他们能够活下来。狭小的地下发射控制室里安装了两台氧气发生器，储备了可用一周的水和干粮，如果他们能意外存活，这些物资可以保证他们生存7天，等待营救。最终，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执行任务的七人后来被誉为“七勇士”。

中国的核之路，就是这样坎坷而艰辛，就是这样慷慨悲壮可歌可泣。

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1971年7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阔别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在北京会见了青少年时期的好友邓稼先。根据他对老同学的了解和美国媒体的报道，他相信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临登上前往上海访问的飞机舷梯时，他突然问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吃了一惊，沉思片刻后说，等我请示了领导以后再告诉你。几天后，一封密信在上海市为杨振宁送行的宴会上送到了他的手上。信中邓稼先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看到这里，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理仪容。

我听说的另外一个故事，这里也不能不说:1984年，我国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核工业部九院九所公推，早已调离九院的彭桓武院士名列第一。当九所的同事们把领回来的奖章和奖牌交由他保存时，他坚决不收，提议放在九所里，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他随手写下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副对联，既是突破“两弹一星”的真实写照，也是突破“两弹一星”的宝贵经验。而背后科学家们的高风亮节，则足以为人师表。

1999年，国家表彰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们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以上排名，按健在和去世而分，前面16位健在的称作“授予”，后面7位牺牲去世的称作“追授”。

在马兰基地西侧，有一个松柏长青，绿荫蔽日，安静而肃穆的地方，这就是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陵园北枕巍巍天山，南眺博斯腾湖，东西长330米，南北宽300米，总面积99000平方米，寓意为九九归一。陵园修建于1998年马兰基地组建40周年时，它的落成，终于让那些为中国的核事业而显出宝贵生命的人们有了安息之地，也终于让一代代后来人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有了教育基地。陵园入口处，21米高的纪念碑巍然屹立，碑体呈字母“H”的立体造型，是“核”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象征着中国核试验基地，代表着中国核试验事业。纪念碑顶端的红色五角星熠熠生辉，由朱光亚于1998年4 月题写的“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闪着金色的光芒。多么庄严的陵园，多么圣洁的墓地啊！我将一束洁白的菊花献于碑前的底座上，并恭恭敬敬三鞠躬，向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轻轻地，轻轻地，放缓脚步，逐一凭吊，生怕扰了这里安息的灵魂。端详墓碑，见长眠在这方热土下的，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程开甲，有开国将军陈世榘、陈彬，有科学院院士陈达，有工程院院士林俊德、乔登江，而更多的则是一辈子隐姓埋名的普通官兵和工人群众。他们有的在事业现场壮烈牺牲，有的在抢救国家财产中以身殉职，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积劳成疾悄然逝世，还有的则是为支持这项事业而栖息在这里的父老妻儿。令人震撼的是，竟有数十座无名坟茔，墓碑的正面黑色方框内是空白，边上刻着“大漠忠魂”四个字，碑的背面刻着一行黑字：“由于历史原因，逝者资料失却。我们永远怀念为中国核试验做出贡献的人们。”那一刻，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无论留没留下名字，也无论职位高低，贡献大小，他们都以倾己一生的拼搏奉献，尽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一名共和国公民应尽的义务，瞬间的辉煌铸就了共和国的和平盾牌，为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争得了地位。他们无愧于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优秀儿女。

马兰烈士陵园

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

在马兰基地访问的几天里，我无时无刻不处于感动之中。感动之余，我想到了邓小平在评价“两弹一星”重要意义时说过的一段话：“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难道不是吗？如果没有马兰，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今天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安居乐业。是的，朋友们，果如人们所熟悉的那个说法，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默默奉献，担当牺牲罢了。

为了彻底抒发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全部感情、尽情倾诉我此次朝圣之旅的肺腑之言，我必须援引马兰烈士纪念碑底座上的一段碑文，作为我这篇文字的结尾：

“……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显得更加珍贵。安息吧！前人所钟爱的事业将继续下去，直到世界宁静之日；他们创造的‘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精神，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英名将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让我们记住那个年代，记住长眠在这里的人们！

为中国核试验事业而献身的英烈们永垂不朽！”

（写于202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