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藏兴趣#九龙口与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作为肇始于春秋时期的线性文化遗产[1],其演变轨迹深刻映射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与文明发展进程,构成了中华文明基因谱系中极具标识性的文化廊道。2021年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盐城、连云港两市被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体系[2],标志着江苏省全域十三个地级市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整合。但如何在非传统认知的运河关联区域开展文化建设,仍面临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的双重挑战。
鱼眼镜头航拍九龙口景观
苏北里下河地区保存着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潟湖遗迹[3],其核心区660公顷的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是生态演替的典型代表,2019年九龙口获批成为盐城市首个国家湿地公园。但九龙口的遗产不止于自然,逐渐显现出明显的多元性。
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建湖县西南部,东距盐城市区约60公里,东北距建湖县城约15公里,南距射阳古镇约12公里。民国时期,九龙口所在的位置尚四面环水,且位于南来船只西转的咽喉之地。因此,九龙口成为我们考察大运河运道的重点对象。
九龙口湿地公园周边 5 公里文物资源分布图
以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为核心、半径5公里的圆形周边,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富,至2023年底有不可移动文物106处,包括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文物。这里自古以来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汉、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玉器、铜器、漆器、陶器等。建湖县域内文物古迹涵盖了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多个类别,反映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草堰口汉墓群、朦胧塔、华中鲁迅艺术学院烈士墓等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海王墓、宋陆忠烈公读书处碑、乔冠华故居等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众多未定级的古遗址、古墓葬和近现代建筑等。为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探究九龙口地区历史文化内涵,需通过考古手段确认古射阳湖东岸人口聚落的时代和规模,以便更好地认识九龙口地区在大运河文化带中的重要价值和功能。
1918 年实测的射阳湖范围图 [4]
考古工作收获
此次考古工作自2023年开始策划,前期经过资料收集和寻访,最终布局选定了五处关键位置作为工作重点。定点依据有三:一为古河道附近的高地;二为地表有古物分布或曾采集过古代文物的地点;三为传说较为丰富和确切的地点。考古工作采用调查和勘探相结合的方式,最终我们完成勘探面积约22万平方米,考古区域调查面积约10平方公里,在收成村区域、新阳村区域、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前堡村区域发现古代遗存,而九龙口镇蔷薇河两岸、恒济镇九里村未发现古代遗存。
考古工作位置示意图
沙庄遗址
沙庄遗址位于盐城市建湖县九龙口镇九龙口湿地公园内(北纬33°15′,东经119°45′),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至喷泉广场,南至公园内部水泥路,西至河道,北至公园游船码头,南北长170—190米,东西宽110—130米,总面积约19000平方米。因处于已搬迁的沙庄村范围内,文化层上堆积一层1米厚的建筑垃圾,其下早期文化层堆积厚度达2米,从西汉时期延续至明清时期。该遗址周边被水域环绕,但3米下仍然保持干燥,表明遗址适合人居的特殊性。
沙庄遗址探沟北壁地层
新阳遗址
新阳遗址位于盐城市建湖县新阳村中部。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70—85米,总面积约26000平方米。遗址东至自然河道,南至河道,西至村道,北至农田。遗址为一高台,周边地势较低。文化层之上堆积1.5米厚的垫土,其下文化层堆积厚约2米,遗址时代从汉代延续至明清。
新阳遗址探沟北壁地层
收成遗址
收成遗址文化遗存丰厚,隋末曾在此修建东海郡属下的侨县城堡,还留有“东海王司马彦璋墓”。根据墓砖两顶端的“东海王”和“义熙三年”铭文推算,此墓距今大约1600年。
收成遗址探沟南壁地层
收成遗址,位于收成村中部,平面呈不规则形,南北90—185米,遗址西部较长,东西约155米,总面积约29000平方米。遗址中部的收成路为现代填埋建成,原地貌为古河道,宽8—10米。据当地多名老年人回忆和地层打破关系来看,这条河道在20世纪依然沿用,后由于基建填平。本次考古调查勘探的成果显示,此遗址文化层堆积3米以上,但时代最早只能到晚唐时期,与方志记载的年代不同。村内虽有东海王墓,但周边并没有同时代聚落的分布。
前堡遗址
前堡遗址位于盐城市建湖县九龙口镇收成村前堡庄,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40米,总面积约2400平方米。遗址表面原为村宅,目前已经拆迁。遗址东至乡间小道,南至村道,西至河道,北至农田。遗址区域地势较高,表面种植农作物。该遗址文化层堆积简单,厚0.4—0.55米,土质较致密,内含少量青花瓷、碎瓦块等,时代为明清时期。
前堡遗址探沟西壁地层
九龙口区域的出土文物
新阳遗址和沙庄遗址出土较多形制和纹饰较为典型的汉代遗物,以陶钵、陶罐等日用陶器较为常见。陶钵可能用于盛放食物或饮水,陶罐则可能用于储存粮食等物品,它们的大量出土揭示了当时人们在此地的居住生活场景,也暗示了这里可能存在一定的生活物资供应和储存体系。
收成遗址出土了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丰富陶瓷器,包括陶钵、青瓷碗、黑釉碗、黑釉盏、青花瓷碗等,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工艺特点和风格。其中,黑釉窄口碗可能用于水注或花浇,其内壁施釉均匀,口径较小,且釉面光泽度和防渗性较好。而青花瓷碗则体现了制瓷技术的发展,其青花釉料发色沉稳,无明显“蓝中泛紫”的回青特征,更接近明代末期常用的浙料,推测处于明代中期向末期的过渡阶段。这些陶瓷器在同一遗址出土表明九龙口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直是人类居住或贸易的场所。
九龙口并非瓷器生产中心,而是瓷器流通或使用的区域。浙江绍兴、金华一带的浙料是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前期景德镇官窑和民窑的常用原料[5],其运输以水路为主,经鄱阳湖抵达长江,至苏北里下河河道,最终抵达九龙口周边,促进了产业和文化的互动交流。
吴文化遗存与邗沟流向的考古揭示
九龙口地区出土文物涵盖西汉至明清时期,清晰勾勒出该地区不同时期的发展脉络,彰显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过,要全面深入地了解该地区的文化价值,不能仅局限于现有出土文物分析,还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交流背景中加以考量。
不同于大运河其他省份的线状形态,大运河在江苏省境内并不是一条单一的河道,而是水上运输系统的总称。因此,大运河邗沟段的讨论更具有实际意义与复杂性。九龙口周边地区没有高耸的山脉,人群之间的交流主要受水域的影响,水域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异同。
古邗沟是大运河的生长原点,由春秋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开凿,是春秋时期唯一一处连接长江与淮河的交通要道。九龙口扼守在大运河邗沟东段,也因此成为沟通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及漕运海运要道。
目前,长江以北地区已知的吴文化遗址主要包括邗江区黄金村月明苑五期战国至西汉墓葬群、周邶墩遗址、淮安金湖徐梁花园战国至汉代墓葬群、大纵湖遗址、大同铺遗址等。九龙口地区的考古发现涵盖西汉至明清时期的文化层,反映了该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迁,为研究运河沿线的历史连续性提供了实证。尽管目前九龙口区域内尚未发现直接的吴国文化遗存,但结合吴文化的已知分布和文献记载推测,春秋时期吴文化可能已延伸至该区域,此处可能存在吴国遗存的潜在分布,且可探索与之相关的海盐运输航线。同时,九龙口地区地处大运河邗沟东段的关键位置,交通意义重大,是不同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场所。因此,通过重点探讨吴文化遗存与邗沟流向之间的关系,分析吴文化的传播路径以及邗沟在其中的作用,可进一步揭示九龙口地区在大运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吴文化因素地点分布图
结论
此次工作考察九龙口在运河文化体系中的节点功能及其与古邗沟运道的空间关联。通过古地图分析、遗址调查及水文地理考证,我们确定了九龙口的重要地位,并对古邗沟走向和变迁得出一些填补空白的结论:盐城境内的运河文化遗存,主要涉及古邗沟运道和串场河盐运通道。对古邗沟运道来说,古射阳湖大致位于宝应、建湖、盐城、兴化之间,今已淤积、分解成许多水荡,九龙口便是其一。古射阳湖作为邗沟故道的关键节点,使盐城成为古邗沟运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邗沟时,主要沿用邗沟西道进行整治,导致邗沟东道彻底失去运河干线地位,盐城从此退出主要运河体系。对串场河盐运通道来说,虽然邗沟西道的畅通使盐城地区自隋代不再为运河干线所经,但盐城仍有另外一些运河支线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与运河主河道里运河大体平行而又相连通,成为大运河的重要支流,目前不再通航,但航道基本保存完整,是重要的运河支线文化遗存,值得珍视。
九龙口文脉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考古发现表明,九龙口不仅是草长莺飞的自然湿地,更是贯通南北、横跨东西的交通动脉、经济命脉、历史文脉;九水汇聚、九龙戏珠的自然奇观与深厚文化底蕴相得益彰。九龙口是邗沟的遗迹,是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不可多得的样本和重要转折点。九龙口文明探源工程,挖掘射阳湖东岸九龙口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廓清古邗沟位置,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拨开历史迷雾;而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另一方面,以沙庄原址上“修旧如旧”而成的淮剧小镇为中心,塑造当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盐城淮剧”与“建湖杂技”的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典范,实现从“生态保护”到“人文经济”的转型。
附记:感谢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紫金文创研究院主导、导师赵东升主持的九龙口区域考古调查勘探为本文提供基础资料。
本文是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漕盐互济:九龙口考古助推大运河文化遗产发掘传承研究”(项目编号:SJCX25_0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许诺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李麦产、王凌宇:《论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及活化保护与利用—以中国大运河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7期。
[2]《13市全员“入列”!江苏大运河文化带扩容》,“现代快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6月4日。
[3]凌申:《射阳湖历史变迁研究》,《湖泊科学》1993年第3期。
[4]射阳湖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射阳湖镇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5]汪庆正:《青花料考》,《文物》198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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