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充分利用北戴河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凉爽的气候，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修建了不同档次的疗养院、招待所和海水浴场。我曾经担任中直机关北戴河暑期办公室浴场组长，主要负责五浴场的招待服务工作。

外界猜想与内部实情

五浴场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等多位中央首長和家属固定游泳、观海、散步、休息的地方。能进入该区的人，除单位领导，就是少量警卫、救护和招待服务人员。外界好奇，不少同志凭借自己的猜想，公开议论：五浴场必定相当华丽考究，招待标准也会是很高的，因为首长们是来短暂休养的，照顾好一些也是应该的……对此，我们既不能批评，又不能解释，道理很简单，必须保密。

转眼60多年过去了，很多往事已成为历史画卷。然而，我保存的这张《五浴场平面图》却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

这张平面图标明了五浴场地理位置、房间数量、供谁使用、室内放置的物件等。在我的记忆中，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四位常委各有专用房一间（周恩来在三浴场），每间约40～50平方米。房内布置有：木板双床、便桌、衣架、轻便沙发各一件，另有毯子、浴巾、手巾、梳子、肥皂等杂件。冲澡用的热水是要保证的，但均无卧式大浴缸，都是淋浴。至于棉针织品，旧的多，新的少，每当暑期结束，分室分类，清洗消毒，来年再用。不请专业文工团，舞曲放的是录音，更不搞宴会之类的活动。最好的招待饮品，就是清茶一杯！

首长们各自不同的爱好

毛主席在1954年至1962年去北戴河比较多，除偶尔接见外宾、开会外，主要是游泳、看书，或在沙滩敞篷下休息。他在五浴场的活动时间较长，房间相对大一点。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桌，两个靠背沙发和不足八平方米的洗澡间。毛主席有时在床上靠着看一两个小时书，有时游泳冲澡后在床上睡个午觉，有时坐在敞篷下，一边吸烟喝茶，一边遥望大海，静心思考。据毛主席警卫封耀松回忆，毛主席的壮丽诗词《浪淘沙·北戴河》就是在北戴河有感而作的。

1958年8月，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在北戴河有过非常难得的休闲交谈。其间，他们盛赞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诗词中，用“换了人间”作结束语，妙不可言，并表示这四个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又映照着现实，既是对旧时代的某种批判，又是对新社会的热烈讴歌，更是对祖国山河、对劳动人民的无限赞美。

那些年，我只有一次和大家陪毛主席在海里游泳，游了2小时40分钟。那是一天下午，阳光充足，海水很清，风浪不大。好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员、游泳班的同志、医生、护士都同他一起在海里游来游去，毛主席很高兴。我们准备了一条木船，船里备了首长用的开水、茶叶、毛巾、香烟、火柴、烟缸等。毛主席完全按照自己的游泳方式，或仰着游，或漂在海面上抽烟，十分自在。游的时间长了，就登上海上固定平台（距离海边250米）休息20分钟，抽根烟，喝杯茶，再下海游个把小时。

毛主席对我们工作人员比在北京时还要宽松。对浴场组工作人员和救护班战士特别关心。一次，毛主席问我们：你们吃的、住的怎么样？因为他知道游泳班和救护班的同志从5月初开始就每天下海训练，很辛苦。他又问值班室的同志：晚上浪声大，你们睡得着吗？你们怕不怕？晚上来台风怎么办？浪打上来，你们都睡着怎么办？我们说门外有哨兵，室内值班的同志如接到台风预告，除一个人看电话、流动值班以外，其他同志照样睡觉，一有情况我们立即通知各部门撤离到安全处躲避。关于这些小细节，毛主席问得十分仔细。有时，他见我们很辛苦，就跟他的管理员张国兴说：用我的工资去买螃蟹招待他们。于是，张国兴买来两大桶螃蟹，到大食堂煮好后拿给我们吃。一次我给毛主席上茶，他老人家见我后笑了笑，还起起身子，连声说：“谢谢，谢谢！”当然，这种客气说明老人家当时的心情特别好。

刘少奇下海游泳比较少，天气好且时间充裕时才下海，但很少到他专用的房间休息，几乎每次都先到大厅抽一根烟，喝一杯水然后就下去游。警卫员、游泳班的同志陪着他下海，他游的时间并不长，一般半个小时，回来后冲个澡，休息休息，穿上衣服然后走回住处。天气好时，刘少奇也喜欢在沙滩上席地而坐，看孩子们嬉戏玩耍，抓小螃蟹、堆沙子。

周总理不能游泳（在延安时落马摔伤，胳膊无法伸直用力，如果想游泳，必须有两人在他肩下架着，在海水中泡泡），他的住处离三浴场近，有时就去三浴场休息，在那儿看文件，或约人谈话。不过周总理会抽空到五浴场看看，因为主要首长都集中在五浴场，所以他过来一是查看安全情况，二是鼓励工作人员办事一定要细致周到，比如，他按照保健医的建议让工作人员准备一瓶茅台酒，有的首长如果需要可以喝一点暖暖身体。

“文化大革命”前，朱总司令只要不出席外地会议几乎每年夏天都到北戴河，他在中央主要领导中去北戴河最早，走得最晚。他在五浴场主要是游泳，有时和秘书下棋，或找人谈话，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但又不太会游，只能套着游泳圈来回划水，累了，游泳班同志就在后面推他，在水里大概游一个多小时便上岸。朱总司令话不多，为了保证每天可以游泳，他总是早起床看文件。一次，康克清批评秘书：你们也不想一想，首长都那么大岁数了，一下拿那么多文件给他看。他连续三个小时一动不动。以后可要注意，文件有轻重缓急，急件可以让他先看，其他文件放一放也可以。而朱总司令马上说：这些都是小事情啊，别着急。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人，尽管话不多，但很体谅大家的辛苦。一次，朱德主动提出与大家合影。这种关爱，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感动。

陈云身体不太好，肠胃怕凉，基本不下海，最多在沙滩上看看海，坐一会儿，喝点水，散散步。1958年后，他更是很少来北戴河，大部分时间都到南方去休养。

陈毅无论走到哪儿，大家都喜欢和他聊天，开玩笑。他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副总理，外事工作繁忙，其他首长来北戴河时，他经常在北京“看家”。但是一有空，他就早上坐火车到北戴河，晚上再坐火车回北京。他喜欢海，在海边散步，更喜欢呼吸新鲜空气。一次，他来到五浴场，头戴礼帽，身穿一套乳白色西服，系黑色领带，戴一副墨镜，穿着一双从国外带回来的白色软塑料凉鞋（当时相当时髦），问我们：“怎么样，见过这样的鞋子没有？”我们笑着说：“没见过。”其他夫人们看了说：“陈老总，你不像中国人啊，好像西方的一个阔佬。”引得大家哈哈笑。他一高兴走下台阶，下面是沙滩，一脚下去，鞋里灌满了沙子。“哎哟！哎哟！不行不行！” 他赶紧跑上来，坐在椅子上脱下凉鞋倒沙子。首长放松时都是这样随和、幽默。

邓小平、杨尚昆、罗瑞卿都喜欢游泳，体力好，在五浴场游泳多。他们没有专用休息室，只有专用冲澡的小房间，所以都是快来、快洗、快走。邓小平和罗瑞卿喜欢打桥牌，他们俩是固定牌友，每次游完泳就一起去北戴河俱乐部打桥牌。杨尚昆主要就是游泳，他的泳技出众，大风大浪也不怕。一次警卫处接到杨尚昆打来的电话，通知各浴场游泳者不要挨着防鲨网（北戴河几十处海水浴场都设有防鲨网，每天都有从海军调来的潜水员进行检查、修补）。因为发现网外有鲨鱼活动，而且已有一条150余斤重的鲨鱼在网上被挂死（中直机关海水浴场的防鲨网有两层，被挂死的这条鲨鱼在外层，所以浴场是安全的，可以放心地游），已被冰冻准备展览……杨尚昆还规定，不管是谁，都得自己掏钱买冰淇淋（总特灶的西餐厨师每年夏天和我们一起到北戴河为大家手工制作冰淇淋），按成本价两毛一个。杨尚昆喜欢和工作人员聊天，他看我们有时比较辛苦，说：“你们吃，我请客了，包括游泳班的同志一人一个。”有时还让他的儿子（大家都叫他“小二”）给我们照相，并笑着说：“小二照相，不惜工本。”

我们在北戴河工作责任重大，虽然辛苦，但是首长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的伙食标准比首长家的孩子们都高，好多东西他们都得自己掏钱买。对工作人员，首长们都十分关心，想得周到。

首长夫人们在五浴场的活动

江青很少游泳，但天气好水温高时，她会事先打来电话询问，或由我们告诉她哪天适合游泳。那时江青身体不算太好，要求比其他夫人相对高些。比如，她下海时，怕扎脚，专门穿一双很厚的白色软底布鞋。她游泳时间不长，需要救护班人员在她后面拿着救生圈跟着，但不让靠她太近。她虽然会游泳，但游得比较慢，会游泳的女同志也陪她一起游。游完泳后，除冲澡外，她还让理发师给她专门洗头，吹干，然后去休息，这一套流程下来比游泳时间还长。她如果下午来的话，基本要在五浴场待一个下午。那时的她比较和气，在浴场从来不发脾气，和工作人员有时点点头，笑一笑。

王光美和朱仲丽（王稼祥夫人）都会游泳，两人经常坐在海边沙滩上聊天，说话很投机。王光美当时怀有七个月身孕，一点儿不娇气，仍下海游泳，游泳回来后坐在沙滩上晒太阳，跟朱仲丽聊天，像普通女性一样聊家人，聊穿着打扮等等。

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时游泳，但不经常游。其他夫人我没见过有下海的，邓颖超离五浴场比较远，很少去，最多在三浴场散散步，陪周总理聊聊天。康克清也不下海，仅在海边散步，晒太阳，领着孩子在沙滩玩儿，有时等着朱德一块儿回去。蔡畅也不游泳，有时领着两个外孙在沙滩散步，看他们玩耍。蔡畅是个很随和的老人，在北戴河时经常请任弼时遗孀陈琮英和孩子到她家做客。

朱德夫妇也特別关怀陈琮英一家，在北戴河时经常同陈琮英一家会面、聊天。中央每年都安排陈琮英和孩子到北戴河，杨尚昆批准只有她该招待的时候招待，该适当照顾的时候照顾，有些费用不用收。

总之，首长们来北戴河除了工作，主要就是游泳、休息。他们休闲时的状态同普通人一样，自然而富有人情味，而且又十分节俭，绝无公款招待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