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云南，有一个比大理和丽江还要低调的小地方，很多人都没听过它的名字，但它却藏着云南最深厚的历史文化宝藏，那就是姚州。这个小城坐落在云贵高原的中西部，别看它面积只有两千多平方公里，却完整记录着云南两千多年的文明足迹——从西汉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到明朝万历年间用活字印刷出的地方志书，再到唐朝著名的天宝战争战场，甚至二战时滇缅公路的战略运输线，都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难怪大旅行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感叹其“山川绾毂，扼锁南中”的地理优势，当代史学家方国瑜则直言“研究西南民族史，不可不言姚安”，即说要研究西南的民族历史，姚安（姚州的别称）绝对是绕不开的关键一站。
注明：梇栋县，公元前109年即西汉元封二年置，属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姚安县西北十七里旧城。
一、青铜时代的文明曙光（前109年-公元3世纪）
战国至秦汉：滇国咽喉与汉武开边的第一颗钉子
姚州的故事，我们得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说起。当时云南境内最强大的政权是古滇国，而姚州正好处在滇国与云南西部哀牢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相当于现在的 “边境口岸”。有什么证据呢？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姚安（姚州古称）境内发现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了距今2500年的青铜剑、铜鼓等文物，其中一套编钟的纹饰与滇国王室墓葬出土器物高度相似，这至少已经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姚州就已经是古滇国西部的重要据点（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姚安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1992年）。
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羊角编钟（云南省博物馆）
万家坝型铜鼓
但是，真正让姚州登上历史舞台的、为世人所知，是汉武帝的 “开边运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汉军兵临滇国，滇王降汉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下辖24县，其中的 “弄栋县” 就是姚州的前身。为啥要在这里设县？看看地图就知道：姚州地处益州的中心区域，位于金沙江支流龙川江上游，东接滇池平原，西通大理洱海，北连四川西昌，南通哀牢山区，堪称 “四塞之地”。《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弄栋县 “有盐官、铁官”，这意味着这里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中原王朝控制云南资源的关键节点。
东汉 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图
东汉 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图局部（红圈处为姚安）
西汉末年，位于今天云南保山和德宏一带的哀牢国归顺了东汉王朝。东汉王朝因此在此地区设置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市）来做为行政管理机构，而连接益州郡与永昌郡的 “博南古道”，就从姚州穿境而过。考古发现，姚州境内的汉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中原风格的陶器和铁器，甚至还有 “五铢钱” （“五铢”二字的钱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重如其文，被称为五铢钱，约3.5克一枚）的铸币模具，这说明当时的姚州已经成为中原货币在云南流通的中转站、集散地（《云南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版）。
五铢钱
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滇族古墓群，为云南青铜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西南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
唐代樊绰《蛮书》记载：“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路经姚州，有邓赕、浪穹等部落，汉人与乌蛮杂居。”这条被后世称为“蜀身毒道”的贸易通道，在姚安境内形成了“三街六市”的繁荣景象。近年来在姚安旧城村出土的波斯银币（公元3-4世纪萨珊王朝时期），经考证为当时商队交易的流通货币，这是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西方货币实物证据（《考古》2015年第7期），也证明当时云南西南丝绸之路的贸易之昌盛。
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
注：《蛮书》记载云南自然地理、城镇、交通、里程、物产，特别是对南诏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作了系统的阐述，是唐代有关云南的专著及研究唐代西南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著作。
二、爨[cuàn]氏统治下的文化融合（3世纪-8世纪）
魏晋南北朝：爨氏割据的 “西部门户”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导致汉族人口大量南迁，爨氏家族以姚安为中心建立了延续500余年的地方政权。这一时期正是是云南历史发展的“承上启下”阶段，是“中原华夏文明与西南夷文化交融和汇聚的时期”。随着爨氏统治地位的提升和加固，其治下滇中、滇东地区的居民开始以“爨人”自称，“爨人”指夷化的汉人和汉化的夷人，以有别于前代互不相通的本地夷人和外来汉人。“爨人”的出现，是南中多民族融合程度加深的重要标志。
为啥爨氏这么看重姚州？因为这里是他们与大理洱海地区的 “白子国”（后来南诏的前身）争夺的焦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公元4世纪中叶，爨氏曾在姚州集结3万兵力，与白子国发生激战，最终划定以姚州为界，东部归爨氏，西部归白子国。
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扬旗田的《爨宝子碑》（现存曲靖一中）虽然记载的是晋代爨氏首领事迹，但其碑文书体融合了隶书与楷书特征，与姚安发现的同期墓葬砖文风格完全一致。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2023年发布的《爨文化基因图谱》显示，姚安出土的爨氏时期文物中，78%具有汉、彝、白族混融特征。
爨宝子碑，立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建设路曲靖市第一中学爨文化博物馆内
“爨宝子碑”碑额
佛教东传的关键节点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玄奘弟子窥基大师在姚安创建龙华寺，这是云南最早的汉传佛教寺院之一。“光禄之山高插天，下有碧涧流溅溅。”姚安县龙华寺，俗称活佛寺，位于姚安县城北十二公里的光禄镇西山麓。《民国姚安县志·祠祀》记载：“龙华寺，一名活佛寺，在城北二十里白塔村，后唐天佑间建（采访），原名卧佛庵。”
龙华寺弥勒佛坐像上方悬挂匾额“龙华一会”
1983年，姚安龙华寺遗址出土了一尊南北朝时期的铜佛像，造型融合了印度犍陀罗风格与中原技法，专家推测这是从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的最早佛教造像之一（《云南佛教艺术》，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佛教在姚州的传播，比大理崇圣寺早了整整 300 年，这也印证了姚州在文化交流中的先锋地位。2019年寺内维修时发现的唐代壁画残片，经敦煌研究院专家鉴定，其“飞天”造型兼具印度犍陀罗艺术与南诏本土风格。寺内保存的宋代木雕《华严经变图》，是目前西南地区发现的最完整佛教故事木雕组图，2021年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工程”（《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2年第3期）。
姚安县龙华寺，俗称活佛寺，位于姚安县城北十二公里的光禄镇西山麓
三、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军事要塞（8世纪-13世纪）
唐代：南诏崛起的 “龙兴之地”
到了唐朝，姚州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公元664 年，唐高宗在姚州设姚州都督府，统辖云南西部32州，这是中原王朝在云南西部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姚州都督府 “领兵5000人，马1000匹”，兵力远超当时的昆明、曲靖等地，可见其战略地位。
但真正让姚州名垂青史的，是它与南诏的渊源。南诏的第一代王皮逻阁，最初只是洱海地区的一个小部落首领，正是通过与姚州都督府的结盟，才逐渐统一六诏。公元738年，皮逻阁在姚州接受唐玄宗的册封，被封为 “云南王”，《新唐书・南诏传》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皮逻阁入朝，赐锦袍金钿带，封云南王，还镇姚州。”
有趣的是，南诏后来与唐朝反目，第一场大战就发生在姚州。公元750年，南诏王阁罗凤攻陷姚州都督府，杀都督张虔陀，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唐朝与南诏的 “天宝战争”。现在姚安境内的 “德化碑”，就是阁罗凤为纪念这场战争而立，碑文既骂唐朝 “背盟弃好”，又说 “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这种矛盾心态恰恰反映了姚州作为 “汉夷交界” 的复杂处境。
唐代的姚州，还是云南第一个科举考场的所在地。据《蛮书》记载，公元829年，南诏在姚州设立 “儒学院”，效仿唐朝科举制度选拔官员，这比大理国开科取士早了150年。考古发现的唐代姚州瓦片上，甚至刻有 “状元楼” 字样，可见当时文风之盛（《南诏大理国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天宝战争的历史见证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至十三年（754年），唐朝与南诏在姚安境内爆发三次大规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累计达20万。在姚安光禄镇塔坪山发现的天宝战争将士墓群，出土了带有“左武卫”铭文的唐代军用铜镜和“开元通宝”钱窖。考古队通过人骨同位素分析发现，墓中士兵有23%来自关中地区，31%来自蜀地，其余为本地少数民族（《边疆考古研究》2020年第1期）。现存姚安博物馆的《南诏德化碑》拓片，详细记载了战争起因与经过，其原文与《资治通鉴》记载互为印证。
南诏德化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
茶马古道的商贸枢纽
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将姚州改名为 “统矢府”，定为 “东都”，与 “西都” 大理遥相呼应。为啥要设两个都城？因为姚州 “东控滇池，西制洱海”，是大理国防范东部三十七部叛乱的军事重镇。
大理国时期的姚州，经济空前繁荣。据《大理国张胜温画卷》记载，统矢府城内有 “商铺千间，茶马店百所”，每天往来的马帮超过200队。1998年，姚州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宋代瓷器，其中既有景德镇的青花瓷，也有越南的青瓷，甚至还有波斯的玻璃器皿，这说明姚州当时已是茶马古道上的国际中转站（《云南古代交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元朝灭大理后，忽必烈将姚州设为 “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管辖范围包括今楚雄、丽江东部等地。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专门提到姚州：“此城商业发达，盛产麝香、良马，居民多信仰佛教，与中原习俗相似。” 元朝还在姚州设立了云南第一个官办盐场，年产量达300万斤，占当时云南盐产量的40%（《元史・食货志》）。
姚安路军民总管府
大理国时期（937-1253年），姚安成为连接吐蕃与交趾（今越南北部）的贸易中转站。在姚安前场镇发现的宋代马帮驿站遗址，出土了来自景德镇的影青瓷片和缅甸翡翠原石。据《大理国张胜温画卷》题记考证，当时每年经姚安转运的茶叶达3000驮（每驮约80公斤），食盐1500石（每石约60公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四、明清时期的文献之邦（14世纪-20世纪初）
教育兴邦的文化标杆
清代的姚州，成了滇中重要的文化中心。乾隆年间，姚州人李因培官至内阁学士，著有《滇系》等著作，被誉为 “云南文宗”。当时的姚州城内，建有书院6所，私塾32所，科举中举人数占楚雄府的 60% 以上（《清代云南科举档案》，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明隆庆六年（1572年），李贽任姚安知府期间创办"崇文书院"，培养出明代云南唯一的翰林检讨陶珙。清代乾隆年间，姚安籍学者高奣映完成《滇鉴》《鸡足山志》等26种著作，其中《太极明辩》被誉为"西南理学第一书"。2023年出版的《姚安历代进士名录考》显示，明清两代姚安共考取进士23人、举人136人，科举成就居云南州县之首（云南大学出版社，2023）。
改土归流的成功范例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推行 “改土归流”，姚州成了第一个试点。1382年，明朝废除世袭的土官，设立 “姚州府”，由中央直接派遣流官治理。这一改革遭到当地彝族土司的激烈反抗，1436 年爆发了 “大小赤石崖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姚州城，最终被明朝军队镇压。据《明实录》记载，此次平叛后，明朝将姚州的彝族人口编入 “军户”，共设12个屯垦区，迁入汉族移民5000多户，这是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汉族移民（《明代云南移民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清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姚安土知府高厚德主动献土，成为全省首个"和平改流"的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代改土归流档案汇编》收录的姚安案例显示，改流后十年间，姚安耕地面积从3.2万亩增至5.7万亩，粮食产量增长84%，人口从1.8万增至3.1万（《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现存姚安博物馆的《改土归流告示碑》，详细记载了这一历史进程。
五、近现代的革命摇篮（20世纪-当代）
抗战生命线的守护者
抗日战争时期，姚州成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从缅甸入侵云南的 “第二道防线”。1942年，滇西战役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在姚州组建了 “姚安抗日自卫队”，共有3000多名当地青年参军，其中牺牲1200余人。姚州城内的龙华寺，当时被改造成野战医院，救治伤员超过1.5万名（《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942年滇缅公路全线通车后，姚安成为盟军物资转运的重要节点。在姚安前场镇发现的美军战地医院遗址，出土了带有"U.S. ARMY 1943"标识的医疗器材。据《云南抗日战争档案史料汇编》记载，1942-1945年间，姚安全县有3200名青壮年参与滇缅公路修建，占当时全县劳动力的17%（云南省档案馆，2015）。现存于姚安一中的"抗战纪念碑"，镌刻着287名姚安籍抗日烈士名录。
纵观三千年历史，姚州之所以能成为 “半部云南史” 的缩影，核心在于它的 “三重身份”：
一是地理枢纽。从汉代的博南古道到近代的滇缅公路，姚州始终是连接云南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这种 “居中制外” 的区位优势，让它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成为必争之地。
二是文化熔炉。在这里，中原的儒家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东南亚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比如姚州的 “莲花会”，既保留了佛教的放生仪式，又融入了彝族的火把节习俗，还吸收了汉族的庙会传统，堪称云南多元文化的活化石。
三是制度试验田。从汉代的郡县制到明代的改土归流，中原王朝治理云南的每一次制度创新，几乎都先在姚州试点。这种 “先行先试” 的地位，让姚州成了观察中央与边疆关系的最佳窗口。
如今的姚州（姚安），虽然只是楚雄州的一个县，但那些散落在田间地头的古城墙、古寺庙、古驿道，依然在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如果你想读懂云南，不妨去姚州走一走，在龙华寺的古柏下，在德化碑的残文里，或许能找到解开云南历史密码的钥匙。
参考文献
- 云南省统战部. 楚雄姚安：《三姚人物》, 2025-03-06.
-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姚安龙岗古墓群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
- 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 姚安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规划(2025-2035)[Z]. 2025-03-18.
- 云南省档案馆. 云南抗日战争档案史料汇编(第5卷)[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 方国瑜.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 北京：中华
-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姚安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版。
-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方国瑜：《云南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版。
-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新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李京：《云南志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 《元史・食货志》，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 江应樑：《明代云南移民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
- 云南省档案馆：《清代云南科举档案》，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孙代兴：《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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