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青藏高原的脚印

一个人的脚印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从秦川村落蹒跚学步到青藏高原戎装出发，脚印记录下他春日的稚嫩、夏日的活力、秋日的成熟……在我先前的想象中，脚印有时会像春花，留下一地美丽；有时会像秋雨，留下一片风霜。可在他的想象中，脚印是可可西里的红柳，留下中国军人的赤诚；脚印是唐古拉山的车辙，留下高原汽车兵的初心。

于是，在北京万寿路28号，我与宗仁老师的话题围绕青藏高原聊开了。61年前，他还是汽车团新兵；61年后，他仍情系高原，用笔架起一座心桥，续写闯荡“生命禁区”的军魂。从他的脸上，我看到“昆仑之子”岁月风霜的印痕；从他的眼神，我看到了高原老兵的一往情深。

一

那是格尔木吗？他第一次驾驶军用卡车，在“南上拉萨、北去敦煌、西往茫崖、东到西宁兰州”的路牌前，从脚踩油门的那一刻起，长度约2000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公路，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他笔下，“飞雪和冰凌在方向盘上交汇，山路和戈壁在掌心重叠”。此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穿着满是油污的破军袄，驾着德国二战时旧卡车的年轻军人，在摄氏零下30多度气温下，渴了吃一口雪，饿了啃一块冻馒头，困了歪在椅背打个瞌睡，手冻得也像馒头似的，一个月也洗不上一次热水澡……在他心里：苦，是一种人生的滋味；乐，也是一种人生滋味，将两种滋味融合到一块，就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忍耐，就是充满诗意的生活了。

他回忆说，那是一台上世纪40年代的老爷车，没有电瓶，没有马达，没有启动机。每天清晨，冒着极度严寒走出屋的头一件事就是拾干柴烤车，一烤就是一个多小时，否则，车子一发动，管子就憋断了。为了烤车，他有时还不得以去挖红柳根，尽管很清楚这是在破坏最脆弱的环境，心里很痛，但却毫无办法。还有一次他和战友实在找不到可燃的柴禾，为了跑车，他们把棉军衣的棉絮撕下来，浇上柴油烤车。后来，他将此成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解放军生活》节目播出。村里乡亲在广播里听到了王宗仁的名字，告诉了他的老母亲。母亲心疼儿子就赶做了一件棉背心，让父亲千里寄给他，他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穿。

这就是当年青藏高原汽车兵的真实写照。苦吗？苦！难吗？难！累吗？累！但在他眼里，这却化作撞击心灵的一篇篇激情散文，化作一首首瑰丽诗行。透过青藏高原恶劣的天气，他感悟的却是心中的万里晴空。

“剑钧，你知道没修青藏公路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他不待我回答就接着说，“我军第一次进藏，在唐古拉山整整走了22天，才翻过大雪山，到了藏北的那曲，又走了半个月，才终于到达拉萨。自从有了青藏公路，有了高原汽车兵，我们的战士和民工再不用赶着成千上万的骆驼、牦牛、骡马，靠人背畜驮，往返大半年，运输进出藏区的物资了，再也不用靠酥油点灯照明了，再也不用靠烽燧传递信息了。但在这光鲜的背后，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汽车兵，每天承受的却是‘生命极限’和生与死的考验。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忘记他们，我要用笔记录下来，以告慰无数英烈的在天之灵。”

二

那是唐古拉山吗？在青藏高原的军旅生涯，给了他源源的原生态素材；七载青藏公路的行走，让他的文学创作热情升华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我问宗仁老师，入伍之初，可有什么撞击心灵的故事，打开您文学创作的大门？他随即说，当然有啊，“唐古拉山25昼夜”的故事虽说发生在他入伍前，但就在他所在团一营。1956年12月24日，一营204名官兵在副团长张功，营长张洪声的带领下，出动近百台车进藏，当车队行进至唐古拉山时，遇到百年不遇的暴风雪。10级狂风，零下40多度低温，把车队困在雪路上，是进也不能，退也不能，与外界的联络彻底中断了。25昼夜，断粮了、缺油了，生死考验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战友们不约而同地撕下棉衣里的棉花，蘸上汽油烧烤发动机的油底壳，棉絮撕光了，就撕工作服；25昼夜，恰逢了1957年元旦，饥寒交迫的战友，不改豪迈的革命热情，敲起锅碗瓢盆欢度新年；25昼夜，战友们用铁锹和双手生生挖出一条冲出死亡线的“雪胡同”，死神在英雄们面前退却了；25昼夜，50多名官兵被冻伤，却没有冻坏一台车辆，损失一件承运物资。当他们走出没膝的雪地时，前来救援的战友们看到，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脸色黝黑，像荒野里走出的野人。

青藏高原，一个冰雪的世界，鲜有绿色，缺少鲜花，但在他眼中，险恶的生存环境，恰恰赋予他生命的坚强和创作的灵感。在那里，一代又一代的汽车兵一年又一年默默奉献着最好的年华和最美的青春。他们顶着雨雪冰雹，穿行生命禁区，闯过死亡地带，用生命传承着军人的光荣传统，用血肉之躯诠释着军人的神圣使命。于是，他激情写出了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藏地兵书》，写出了央视《朗读者》播出后，产生轰动效应的《藏羚羊跪拜》，写出了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夜明星》《拉萨的天空》《女兵墓》《背心》……

他当年开着军车，120次翻越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脉。旁观者看到的是千里冰封、满目荒凉，他看到的是大气磅礴，壮美风光。沿途一路，他欣赏到一幅幅唯美画卷：敦煌石窟、日月山、青海湖、格尔木、不冻泉、昆仑山口、可可西里、纳木措湖、长江源、拉萨河、布达拉宫……这一道道令人神往的风景线，在他踏着油门的脚板下，一次次风驰电掣般闪过，刺激着他的神经，碰撞着他的魂魄。他兴奋地写道：“走进西藏，也许你会发现理想；走进西藏，也许你能看见天堂。走进雪山，走进高原，就走向了太阳”（《走进西藏》）。

三

那是梦中的青藏高原吗？宗仁老师的高原情结一直让我深深地感动着。他将青藏高原视作他文学创作的福地，看作他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他从1958年从军走进青藏高原，在当了7年汽车兵后，被调到总后勤部，先后做过新闻干事、创作室创作员、主任，并逐步成长为当代散文大家。他人虽去了北京，心却一刻都没有离开青藏高原，离开汽车兵战友。

在《藏地兵书》获奖时，他道出了对青藏高原的情缘：“当我把自己生命融入到那个海拔的高度时，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是属于那块高地的一个部分。我走在京都大街上，常常把长安街走成了雪山上的小路，宽阔的小路！”

去年岁末，我曾为《散文诗周刊》公众号向宗仁老师约稿，他发来《青藏写意五题》，其中有章《唐古拉山夜灯》写道：“藏北的夜/空寂/无人/我睁大漆黑的双眼/寻找光源/远方的远处有一粒亮光/把暗夜撞疼/我朝它走去/它离我越来越近/放大的美丽/我知道那是兵站的夜灯/专为四野的夜行人亮着的夜灯/冬夜已闭上眼睛/它亮着”。读到这里，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何等动人的情怀，这是何等深邃的意境。

他至今仍不改在青藏高原形成的，天不亮写作的老习惯，每当清早六点钟，他书房里的灯会准时亮起来，就像雄鸡报晓那般自然。他说，当年开一天的车，浑身像散了骨架似的，保养完车辆，夜幕降临了，战友休息了，他却将驾驶室当成了写作间。打开工作灯照明，写到夜里12点或1点钟。雪域高原万籁俱静，仿佛只他一个人存在，只有想象中的文学女神陪伴着他。有时写到天色微亮，他索性趴在方向盘上小憩，醒来又继续出发。天天这般折腾，但行车竟从未出过事故，莫非这就是文学的神奇魔力？

来京后的50多年间，他数不清有多少次重走青藏公路，有多少次泪洒高原兵站。他迄今创作的600多万字作品，出版的40多部书，大多与青藏高原和汽车兵有关，他将文学的脚印也留在了青藏高原上。

他要回昆仑山去，那里掩埋着700多名军人的遗骨；他要回可可西里去，那里有跪拜的藏羚羊在无声呼唤；他要回格尔木去，那里有和野狼一道倒下去的藏族老人；他要回巴颜喀拉山去，那里有开着军车倒在叛匪枪口下的18岁战友……

他每一次回去，都在把情感甚至生命交付给青藏高原，都在默默为逝去的同志和战友献上一束花。是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将幸福的阳光洒在了共和国的高山、田野与江河……

他在用手中的笔丈量祖国版图中，那博大而美丽的青藏高原；他笔下留下了一行行脚印，印在共和国那片神奇又神圣的土地上。

（原载于《解放军报》，并收入2025年剑钧最新散文集《我挽春风去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