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 北戴河日记

北戴河日记

[一]：8月20日

中午12点，孙秘从北戴河打电话来，说老师让我去北戴河住几日。6年没见了，心里很是想念。尽快安排时间赶过去，乘坐哪趟列车告诉他，去车站接我。

我也很想念老师，自疫情开始后，虽然电话里常联系，却没有谋面的机会。前几年，为沪苏通长江大桥采访事，我到上海，距老师家近在咫尺，因疫情蔓延，考虑安全问题，也没有去看望老师。

下午，我在网上购买去北戴河的车票，各趟列车票均已售完，只好购北京南至秦皇岛的8929次高铁。之后，告诉孙秘，让去秦皇岛接站。我将去北戴河一事，告诉原铁道部组织部长刘殿文，他再三嘱咐我，一定代他向老师问好。

屈指算来，我走近老师身边已33年。从党的十四大，一直到党的十五大，我参与了那个时期铁路的重大活动，是许多重大新闻事件的目击者与报道者。跟着他走遍中国近6万公里铁路，5个春节，4个春节是在铁路上度过的；5个中秋节皆在工地度过。尤其除夕之夜，看万家灯火，听爆竹声声，自己奔走在铁路线上，不知是心酸，还是激动？中秋节，看皓月当空，万家团圆，自己与老师在深山、或在边陲，与建设者一起过节，此时想想妻儿如此清冷，心里不免产生几分伤感。当时间走到远方，回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又使我感到自豪与骄傲。作为记者，为中国铁路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十分值得。

犹记，许多重要活动，因人员受限，老师不带官员，不带秘书，只带我一人，每次在他的教诲下，我都圆满完成报道任务。这种“顶天”与“立地”的实践，锻炼磨砺了我，使之逐渐成熟起来。

此次相聚，我想，我们的话语肯定像北戴河无尽的海浪一样，畅谈着一个永远不老的话题——中国铁路。

（图片来源网络）

[二]：8月21日

上午12点，我赶往北京南站，乘13点41分的8929次列车去秦皇岛。15点33分抵达终点，站长、书记及接我的同志在站台接我，旋即赶往北戴河。

见到老师，问我：“车上顺利吗？”我答：“顺利，但每个车厢仍不同程度的超员。”这话引起他对铁路往事的回忆：“当年，我们的铁路还不到54000公里时，10亿人口，人均铁路5厘米，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一年运送旅客10亿人次，10亿人口的国家，每人每年坐一次火车，把铁路都压得喘不过气来。春节，旅客们为了回家过年，吃那个苦，受那个罪，让人悲痛、难过。100多人的硬坐车，挤进300多人，那时，中国铁路对不起受苦、受罪的旅客啊。”

他接着说道：“这是历史的欠债，必须通过修建铁路才能还清。原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告诉我：你忙一定要忙出个头绪，忙出个目标来，当5年部长，能忙出一条京九铁路来就值得。那时客运、货运，最大的矛盾是南北间的运输问题。建一条京九，分解京广的运输压力，可以使南北的运能得以缓解。”

作为亲身经历者，我十分清楚，老师抓的不是一条京九，他还抓兰新复线，宝中铁路，侯月铁路，南昆铁路，西康铁路，并制定了西安至南京，与朔州至黄骅港的运煤专线的上马方案，启动了京沪高铁的研发工作。5年后卸任，使中国铁路从原来不到54000公里，逼近60000公里。在1997以前的中国铁路建设史上，铸就了史无前例的輝煌。

党中央、国务院在小平南巡谈话后，质问铁路：“中国经济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经过5年奋斗，老师率领340万铁路职工拼搏奉献，终于向祖国与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

他任部长之初，夜以继日地工作，累倒了。铁道部原组织部长刘殿文说，他有10多天高烧40度，烧的满嘴是泡，仍在病中批阅文件，部署工作。去医院看望他的领导，见他如此拼命，受到很大的鼓舞，心里又十分难过。那时，他的决心是那么坚定，一定要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他是我的首长，是我的领导的领导，等级之差，隔着十万八千里。我为什么不称他首长，而称他老师呢？因为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他的精神感动着我，教育着我。跟他5次路过阜阳，那里距我的故乡仅30公里。他那种拼命工作的劲头，我放弃了回家看望父母的想法。他催我回去。阜阳地委的领导将车都派好了，来回就是两个小时，我没有回去。因为有榜样在前，他教会我怎样对待工作，怎样忘我工作。在工作上，在做人上，他是我的老师。

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威严，甚至有些怕他。其实，他的内心，对人怀着一腔火热的感情。他第一次京九现场办公，从北到南20多天，回到北京，他说：“这一趟海燕最辛苦。”他安排部办公厅主任王文善请我吃饭，并奖励我300块钱。这在铁道部可能是破天荒的。

跟他出差无数，白天调研、开会、考察，晚上乘火车赶路，到另一个地方。白天事务多，无法写稿。晚上，公务车上大家睡下之后，我才能静下来写下一天的所见所闻，发回报社。由于休息不好，常常牙疼上火，疼得难以忍受。

凭着坚强的毅力和扛得住的身体，我持续5年这样的生活。记得在贵阳，省领导给部里几位同志，每人送一瓶茅台酒。他说，所有人不得把酒带走，海燕辛苦，带走一瓶。话虽这么说，他这种严于律己，管束下级，清正廉洁的作风让我感动。我不能破坏这个纪律，让带走的那瓶酒，我未带走。我不伟大，因不伟大，自己必须向他看齐。

这次在北戴河，铁路仍然是我们交流的话题。他问我铁路的客货运输情况。我说，自己退休多年，不在职场，仅了解个大概。去年铁路年货运量大约40亿吨，今年前7个月，完成30亿吨。全年有望突破50亿吨。尽管如此，铁路运量在全国的货运比例中，占比仍然很小。客运年运输大约40多亿人次。目前高铁达48000公里，全国人均拥有3.52厘米，穿越国内97%50万人口的城市。铁路总长度达到162000公里以上，人均总长度达13厘米，全路日发旅客列车10000次，日运输旅客可达1600万人次。至2035年，高铁运营总里程可达7万公里。

/行进中的中国高铁（图片来源网络）/

老师笑着说：“你退休了，铁路发展的步子，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还留在你的心里。”

[三]：8月22日

上午，陪老师散步。他说：“年龄大了，不能像当年那样风风火火了。散步时，我给自己定一个规矩：迈小步，看脚下，少拐弯，步步要扎实。”6年没见，加之经历肆虐的疫情，他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健朗。年龄不饶人。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规律是无情的。

散步之后，他与我小坐，谈新藏铁路问题。他说：“新疆地域辽阔，西藏仅次于新疆，没有铁路，两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当年我在铁道部时，力主建设兰新复线。你想，新疆那么大，物资那么丰富，仅靠一条兰新铁路，怎能满足新疆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的需求呢？”我说：“兰新复线是1600公里吧？”他说：“不是！是1602公里。”30多年过去，一个年迈的老人还能清晰地把数字记到个位上。这是对铁路入心入骨的感情啊。

他接着说到：“在兰新复线的建设过程中，我9次奔赴新疆与甘肃，与两省区党委与政府沟通协调，理顺关系，这期间你跟我去了4次。开始工期定的是5年，国务院领导说，5年太长，能不能缩短？铁道部把工期压到4年。国务院领导让再缩短工期，又压到3年。但是在建设过程中，我一次一次到现场督战，最后决战两年，拉通全线。两年建成1602公里的铁路，这在铁路建设史上是极为少见的。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原来兰新线年货运量仅1200万吨，复线建成后，年货运量正常情况下，可达到2800万吨，如果挖潜工作做得好，运输组织的科学合理，年运量达3000万吨是不成问题的。”

老师让我介绍一下即将开工的新藏铁路。我说：“这条线我没有走过。但是，从北面说，我到过新疆的和田，从西藏说，我到过日喀则。因为前几年，拉萨至日喀则的铁路已经修通，所谓新藏铁路，就是从和田至日喀则这一段，总长2138.5公里。”

我说：“你还记得吧，1996年9月初，你与国务院总理为南疆铁路胜利铺到喀什剪彩。南疆铁路通车后，铁路从喀什继续向和田修建，这条铁路全长485.5公里，为二级线路。若新藏铁路建成，于和田经喀什将与南疆铁路连接。”

/1996年9月喀什——和田铁路建成（图片来源网络）/

我说：“有关新藏铁路的报道，见诸于网络的文章不少，但与事实有些差距。新藏铁路在新疆段456.3公里，在西藏段为1382.2公里。桥梁657座，463.8公里。隧道94座，394.9公里。桥隧占比占全线路的40.2%，不是网上所说的占比60.2%，近期开工的将有76座。设计牵头单位是中铁一院，设计线路由日喀则向北，大约为1300公里，皆在西藏境内；二院设计新疆段大约456公里；三院设计约382公里。”

我们漫无边际，随心所欲地聊着，话题扯着吕正操将军，他问我：“当年吕老视察京九是哪一年？”我答：“是1995年6月1日，将军那时91岁，京九还没铺通。从北京至阜阳，从阜阳绕道合肥，从合肥去九江，直达赣州。”老师说：“是的。我派部纪委书记翟月卿陪同，另外还有京九办副主任杨建兴，你是吕老点名的，非叫你去不可。之前，吕老三番五次跟我说，要乘火车走京九。我哪敢同意啊。那时阜阳至九江段还没铺通，有些铺轨了，道碴还没有上齐，有的地方就是干巴巴铺两条钢轨，出了事，责任铁道部承担不起啊。吕老说：出事故大不了头撞个包，能比打小日本危险吗？坚决要去。他有个习惯，新中国修的铁路，他总是乘火车第一个通过。老将军有个性嘞。你记得吧？京九孙口黄河大桥建成那天，国务院领导出席剪彩活动，在列车上我向领导汇报此事。领导说，吕老既然有这个心愿，就满足他这个心愿吧。国务院领导发话，这样，我才敢决定让吕老第一次乘火车走京九。”

我问老师：“京九建设你是决策人，组织者，领导者，京九铁路建成后，你再也没有沿线视察，看看沿线的变化。你是否打算沿京九走走。”

他说：“有打算。吕老那年91岁走的京九，我现在的年龄比那时的将军还大一些，若有可能一定走一走。”

身边有人插话说：“那时，是吕老走京九，这次是韩老走京九。”他闻之哈哈大笑：“我这个老，怎敢跟吕老比。吕老是一代抗日名将，开国上将，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创者。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

[四]：8月23日

上午10点，老师说：“到海边走走。”我与孙波、罗霖陪他到海边，西侧有一尊塑像，他问：“那是谁的塑像？”小罗说：“是张学良和赵一荻的。”他说：“过去看看。”我想，1927年张良学与赵一荻在此成婚，园区根据这一事实，创作的一幅雕像，为园区增添一个人文景观。他站在雕像前注目，轻轻说道：“栩栩如生，你看张学良的眼睛创作的很有神嘞。”

离开雕像，话题由张学良转到吕正操。他问，吕老是张学良的副官嘛？”我答：“是他的俱乐部主任，因为同为海城人，是老乡，比较贴心。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把吕正操从团长位上送南京陆军大学深造。在学校他和蒋系军官发生矛盾。国民党报纸发一篇消息，说东北军军阀吕正操打人。这显然是对张学良去的。这时张学良正在西安，他让吕正操离开学校，去了西安。吕在西安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周恩来等领导调停事变期间，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对吕有话：如果7天内得到我的信息，说明平安无事；如果得不到我的信息，说明被囚。你要离开西安回你的部队去。7天后，吕未得到张学良的信息，他立即离开西安，经郑州去了河北，他的691团就在那里。“七七事变”后，吕正操所在部队从河北南撤，他声称691团为大部队南撤“断后”。这样，691团留下后，他便率部起义，成为八路军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开辟了冀中敌后根据地。”

/抗战时期的吕正操将军（图片来源网络）/

老师说：“吕老是大智大勇之人。”他接着说道：“吕老也是在铁道部部长位上干得最长的部长。50年代末，滕代远部长患病，不能工作，由他代部长，到了1965年初，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他为部长，虽然文革中被打倒，但未免部长一职，直到军管，杨杰接任，前后大约10年左右。”

他问文革吕老被打倒的原因是什么？我说：“他是铁道部的一把手，属于当权派，自然在打倒之列。另外最主要原因是冀中抗战时期，他手下有一个熊大缜，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生于上海，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的学生，与钱伟长是同窗同学。抗战前夕清华大学南迁时，熊大缜为西南联大送走一批又一批老师。之后，他秘密潜入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吕正操最器重的人才之一。1939年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被晋察冀军区除歼部杀害了。在那场10年运动中，由此事件，牵连到将军，说将军是国民党特务。此事殊连多达千人，很多人被迫害致死。后来，将军在小平的过问下获得解放，获得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他到处奔波，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是他那一时期最重要的工作。

散步归来，北戴河铁路疗养院原院长李恩起由京来看望老师。李恩起离开北戴河铁疗后，调任北京铁路局建筑段，后调入中铁文工团任人事处处长。他带来一个光盘，是老师当年主政铁道部期间，关心铁政文工团的资料，有二七剧场奠基的视频，有接见著名演员候耀文，笑林等等的照片。李恩起说得忠恳实在，“那时首长多么忙啊，要抓铁路运输，抓铁路建设和工业生产，长年奔波。但是在日理万机时，你不忘中铁文工团。文工团的一切都挂在你的心上，怎能不让后辈人感佩。”

他问李恩起：“文工团还有多少人？”李恩起答：“还有420多人。”他又问：“有话剧团吗？”李恩起说：“话剧团和影视中心在一起。他们创作一个多幕话剧《红岩》，演了多场，很受欢迎，最近要到中央党校演出。”

老师很感慨：“中铁文工团敢干大事，也能干大事。《红岩》这部书是影响几代人的名著，根据这部书，空政文工团创作了歌剧《江姐》，电影有《烈火中永生》，由于蓝、赵丹主演。歌剧、电影都获得巨大的成功。你们知难而进，重又创作话剧《红岩》，很了不起。希望与小说与歌剧与电影一样，成为名剧。”

他又问：“文工团常下去吗？”李恩起答：“常下去，一年大大小小的演出多达500多场，到基层站段，很受欢迎。”

/中铁文工团演出《红岩》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中铁文工团的发展，让我感慨良多。过去，它是铁道部政治部文工团，改企后，它是国铁集团文工团。一个企业的文工团，一个有420多人的文工团，能坚持下去，发展起来，实不容易啊！为什么其他企业的文工团一个个撤掉？这恐怕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对文化的认知问题。

晚饭后，与老师一起观看中铁文工团送来的光盘。第一个片断显示出的时间是1990年6月30日，他作为铁道部党组副书记、政治部主任、部纪委书记率宣传部长牛贵恒，宣传部副部长锁斌和教育局长许守祜到中铁文工团调研，看过节目后，他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铁路正处于一个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艺术一定要和铁路发展的同频共振，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

那年他58岁，浑厚嘹亮的语言，有力挥动的手臂，鼓舞着中铁文工团创演人员……

[五]：8月24日

今日老师和我谈几个话题：第一个是谈自己的人生观。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没上过中学，1944年哈尔滨还没有解放，就入铁路当学徒工，那时12岁。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入人民铁路正式参加工作。当过运转车长，这期间几次遇险，幸而逃生。1949年入关南下，先在铁道纵队彭敏领导的3支队，后在刘震寰领导的2支队，再后进入铁路运输系统。他给自己一生定8个字准则：忠诚、学习、实干、干净。

他说，忠诚就是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诚。学习的意义不必细说了，一个小学毕业的学生，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工作，才能适应不同的岗位。后来离开铁路，到另一个单位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岗位，工作之余，就是啃一本又一本比砖头还厚的法律著作，让知识不断为自己充电。实干，就是干什么工作必须一心一意地干好，不耍嘴巴皮子，用实绩证明自己的工作。干净，就是勤政廉洁，一生不要伸手为自己捞好处。既然为官，就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如果贪了、捞了、腐败了，那你就是败类，老百姓瞧不起你，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我离休后，为自己定了规矩，不摸手机，不与外界联系，不插手任何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情，杜绝一切托请，做到清清白白。

之后，他问起青川铁路的尖扎黄河大桥钢拱坍塌事件，问我是中铁大桥局哪个单位施工的？我答：“向大桥局有关领导询问，是大桥局7公司施工的，此公司驻地在武汉。大桥项目经理原为公司党委书记，是位政工干部，后改任副总经理兼尖扎黄河大桥项目经理。他很严肃地说：“像这样科技含量高的大桥，地处高原，地质复杂，应该选专家型的干部出任项目经理，怎么让一个政工干部去做项目经理呢？真是扯淡。”

老师是熟悉大桥局的。他入关之后，在彭敏领导的铁道纵队3支队工作，在河北山东一带抢修津浦铁路时，他多次聆听彭敏的报告。他说彭敏是个知识型的领导干部，后来由铁道兵团副司令，调任大桥局局长。

/孙口黄河特大桥（图片来源网络）/

他说，修京九铁路孙口黄河大桥的时候，大桥局经济困难，我先批给这个局1000万资金，以解燃眉之急。这个局拥有一位中科院院士和几个工程院院士，为我国的桥梁事业的发展立下大功，长江上有七、八座公铁两用桥，基本上出自他们之手。大江大河历经无数，没想到在黄河上游翻船了，很不应该。从1954年大桥局成立至今，从来没出现这样巨大的恶性事故。

话题又转到沪杭二线高铁上。我说，此项目媒体已经报道了。他问：“是磁悬浮，还是轮轨？”我说，从报道看，时速350公里，应该是轮轨，投资671亿。目前沪杭间每日对开100次列车，仍然一票难求，不得不开辟二线。

孙波插话：浦东的磁悬浮经营不是太好，下一步不好说嘞。我说：开行那天我坐了首趟列车，参与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老师笑了，他说：“一位领导问我，你坐过浦东的磁悬浮吗？我说，没坐过。他说，你一定去坐坐。后来我坐了一次。但我一句话没说，一个态未表。因为身分特殊，说好说坏都不好，所以我不说。我清楚，路外有一批人坚持磁悬浮观点，铁道部门一直坚持轮轨观点。因为铁路是网络化的，路与路之间必须兼融，若建一条磁悬浮怎么与轮轨兼融？”

之后，我们一起到北戴河东浴场散步，从东浴场步行至中浴场。海风甚大，掀起三尺白浪，多日的炎热，被海风吹走。眺望远方，南戴河耸天的高楼清晰可见。海滩一群又一群俄罗斯游客或在海里畅游，或在沙滩上徜徉，无比惬意。他一边散步，一边微笑着向游客们打着招呼。他说，我是哈尔滨人，从20世纪之初，由于俄罗斯的国内战争，和后来与日本的战争，哈尔滨便涌来一批又一批逃辟战争的俄罗斯人，所以哈尔滨人对俄罗斯的日常用语，如“你好”“谢谢”等等，都会说几句。

散步一个小时，他仍谈锋甚健，毫无疲倦之感。

[六]：8月25日

一夜秋雨，浣洗去多日的炎热。透过碧绿的杨树，远方的大海与乌云弥漫的天际相接，形成一色，已分不出是天是海了。

/北戴河海滨风光（图片来源网络）/

雨仍下着，无法外出散步。起床后，我照例读高建群先生的《大平原》。阅读此书，是因想写一部叫《大平原》的书，以皖北平原为背景，写我童年与少年生活的小镇，以及朱姓与马姓这两家族百年来风云跌宕的历史。从家谱看，朱姓原籍濠州，即现在的安徽凤阳，迁徙金陵，再迁徙燕山，后居良乡，再后南迁颍淮一个叫顺河集的地方。所谓顺河集就是顺西淝河而建的集镇，因本镇皆为朱姓，后改为朱集。从迁徙脉络看，朱姓为明朝皇族后人。乡弟东坡语我，经他多年对家谱的研究，迁徙颍淮的祖先，是为皇宫采购景德镇瓷器的。既然是采购景德镇瓷器，显然他的业务范围不仅仅是瓷器，可能是负责宫廷所有的宝物采购。不知是渎职还是宝物被抢，犯下重罪。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雨夜，他从山东某地带着马姓马伕，连夜出逃，到颍淮之地，于是在此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另辟家园。朱姓人建起顺河集，马姓人建起王市集。从明至今，家乡一带有这样一句话：“朱马二家，亲如一家。”

我的《大平原》想以此开篇，把几百年时光一笔带过，写出百年来的沧桑历史。这部书酝酿多年，良苏每每与我散步，我们总议论此书的结构。突然一天他对我说，你不能用《大平原》这个书题了，陕西一位作家的《大平原》已经出版了，我赶紧从网上购买此书，原来是著名作家高建群所作。来北戴河，仅带两部书，一部诗集，和高先生的《大平原》。此书写的甚好，尤其对农村乡土语言的使用，精彩金句比比皆是，值得认真细读、学习与研究。

早饭时，老师与我边吃饭边聊天。谈的是哈尔滨的事情，他说：“9.18事变后，日军1931年底开始向哈尔滨进军，至1932年，日军便占领了哈尔滨。日本的警察厅建在哈尔滨的车站前，现在开辟为抗日战争纪念馆了，那里展览着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英雄的事迹。

他说：“日本统治东北时期，东北人生活得非常艰难，能逃内地的逃内地了，逃不了的，只能在日本的铁蹄下挣扎。他们不允许东北人吃大米，发现吃大米的立即枪决。我第一次吃大米，是在1946年9月，那天送苏联红军回国。我在铁路上工作，在欢送他们的宴会上，一个铁路职工分到一小碗米饭，估计不到2两。所以，1949年2月，我们进关时，吕正操将军给我们进关的同志作动员报告，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入关到了南方，要学会吃大米。大家高兴的哄堂大笑。大米那么好吃，还需要学吗！”

老师说：“我1944年入路，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正式加入人民铁路，那时铁道兵前身的护路军还没有诞生。这支部队诞生之后，一直在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铁路总局的双重领导下工作。1948年7月扩编铁路纵队，又叫东北铁路修复工程局，黄逸峰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1949年5月，在铁道纵队改编为铁道兵团之前，他调至华东野战军任交通部长，准备接管上海。建国后，黄逸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同时兼任上海铁路局长。如果留在部队，至少授中将军衔。你想，他的副司令李寿轩授中将衔，他怎么可能会低于李呢？”

/黄逸峰（1906年-1988年），江苏东台人，原名黄承镜，又名黄国材、张文彩、林敏等，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社会科学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 ‌/

1953年“三反五反”时，黄逸峰被打倒，当时《人民日报》还为他发了一篇社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逸峰被平反昭雪。1983年，我调上海任上海铁路局长，看望过逸峰老局长。平反之后，他任上海社科院院长，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逝世时，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为他送行。

接着他谈彭敏。他说，彭敏是铁道纵队3支队队长，在哈尔滨时，我就认识他。1948年9月，他去长春，坐列车段的列车，我是那趟列车的运转车长。1949年2月，我入关后，分到铁道纵队的3支队，支队长是彭敏，政委是徐斌。后来我那个连队又拨给2支队，参加平汉线的抢修。再后渡过长江，参加南下支队，接管长沙的铁路。1949年10月1日，我在长沙，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那天，整个长沙沉浸在节日的热烈气氛中。

[七]：8月26日

老师今天继续跟我聊东北的事。他说，1946年5月底，我东北民主联军撤到松花江以北。北满与南满是以松花江划限的。于是，国民党军先占沈阳，后占长春。但是我军并未全部撤离南满。3纵与4纵部队还有3个旅被压缩至临江、靖宇、长白、抚松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当时敌军有40多万人，我军仅4万人。这时中共南满分局书记是陈云，他提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只有坚持南满，才能牵制敌军。整个战略是这样的：中共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提出“北打南拉，南打北拉”的战略方针，留在临江一带的我军，负责松花江以南的“南打南拉”，在松花江以北的我军，趁松花江冬季结冰时机，从江上南下，负责北面的“北打北拉”，北满与南满我军，在两个方向进攻敌人，利用游击战、运动战，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敌人呢，也制定个总方针，即“南守北攻”，守着沈阳、长春，继续北攻，拿下哈尔滨，对我军“连根拔除”。由于我军在南满有4万余人，他们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他们用10万大军围剿我南满根据地，但在陈云、萧劲光、肖华的领导下，我军跳出临江，在1946年12月，1947年1月、2月、3月，对进攻临江的敌军实施中途截杀，歼灭敌军4万多人。而松花江以北的我军，趁冬季三下江南，对敌军实施迎头痛击，保卫了北满根据地。

他说，我那时搞列车专运，时常送我军至松花江北岸，因为在1946年5月底，我军北撤时炸断松花江大桥，火车只能开到松花江的北岸。

他接着说道：“我军的指挥部设在哈尔滨南部的双城堡，那里距哈尔滨60公里，我做运转车长时常拉东野首长到那里去，虽不能直接接触，但我感觉到这些首长中肯定有林、罗、刘等我军的高级将领。但是，我要说的，指挥部不只这一处，另一处在哈尔滨车站的职工宿舍内，还有一处在太阳岛的一片树林内。在树林内挖了地下工事，用钢筋水泥砌起。这处指挥部是近些年才被发现的。我想，这些说明一个道理：虽然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在我军的几支部队是最强大的一支，但那时我们没有空军，敌人有空军。加之北满有暗藏的敌特和大批土匪，他们若是得知我军指挥部所在地，肯定会把消息泄露给南满敌军，他们会派飞机来轰炸的。”

他说：“当时贺子珍从苏联归来，是林彪亲自到车站接的。这在哈尔滨铁路部门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开国少将刘居英（图片来源网络）/

老师接着问我：“刘居英的孩子还在你楼上吗？他们怎么样？代我向他们问好。我和陆平和刘居英都很熟。”

接着他讲陆平：“陆平1914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市，原名刘志贤。1933年2月入团，同月入党，这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是少见的。后来在“12.9”学运中任中华民族先锋解放组织总队组织部长，平北地委书记。

“1950年冬天，我第一次参加铁道团委举办的学习班，地点在北京西城区一个王府的四合院内。一个多月时间内，我不仅学习了团的许多知识，还得到铁道团委书记等团委领导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与引导。那时，铁道团委书记由部政治部主任陆平兼任。我的班主任石坚，是陆平的爱人，她温婉大方、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她像大姐一样爱护、体贴，关怀备至。

“1983年，他们2人到苏州疗养，那时，我在上海铁路局局长的任上，特地从上海赶到苏州去看望他们。2002年陆平在北京逝世，那时我在最高检检察长任上，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并送了花圈。”

他接着说刘居英：“刘居英未进东北前，是我方山东省政府秘书长。1945年随肖华从海上进入东北，任长春市市长。1946年5月，我军撤出长春市时，他随之撤出，第二次夺取长春，他再任长春市市长。第二次撤出长春后，他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那时郭维成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兼护路军司令员。

“我第一次认识刘居英大约在1948年，我的一位朋友姓黄，在铁路局工作，一次我去看他，我们在路局的走廊里说话，小黄说：“刘局长来了。”我看见一位身体魁梧的首长，披着黄呢子大衣，穿着高高的马靴，从走廊那边迈着大步“咔咔”地走来。那时，我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也没敢问候他一声。

“第二次见他，是1979年对越反击战时，那时我任柳州铁路局局长，同时又是前线军事运输总指挥。因为对越反击战铁道兵2师参加了，刘居英到前线去看望参战的指战员们，从柳州挂公务车，我一直把老首长送到凭祥车站。由于战事吃紧，工作繁忙，也未请老首长吃顿饭，我心里十分愧疚。

“第三次见到刘居英，已是2002年了，铁道部体协在哈尔滨召开运动会，我虽然还在检察长任上，但还兼着铁路体协主席。我与刘建章到达哈尔滨后，哈尔滨的同志说刘居英也在哈尔滨，我与建章同志商量，请居英同志吃顿饭，叙叙旧。我到楼下接他，乘电梯上楼时，建章指着我问他：“你认识这位吗？”刘居英说：“我敢不认识我们国家的大检察官吗？”我笑答：“你永远是我的老局长，我永远是你的兵。”

[八]：8月27日

早饭后，老师与我小坐。他又说起李恩起送的光盘一事。他说：“昨晚我把光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感慨很多啊。光盘中出现的一些同志，和我在一个班子里共事的人，不少都走了，如森茂同志、由瑞同志、希玉同志、月卿同志，还有志功与际祥同志。政治部的一些同志也走了，如安智同志、守几同志、克勤同志、贵恒同志、锁斌同志等等。岁月如箭，无情地射穿岁月，让他们在人生的舞台上，为中国铁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对于活着的人，已走到人生的暮年。岁月无情，它能流走岁月，却流不走对那个时代的美好回忆。在回忆中，那些往事，总是渐行渐近。”

我向老师讲述原铁道兵政委宋维栻打电话询问京九铁路一事。我说：“一次宋维栻政委打电话问我，京九铁路建设过程中，为什么铁道部把“铁道兵”摆放在吉安、赣州、定南一带？”

他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加速发展中，铁路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铁路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为了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的局面，铁路必须打好京九铁路这张牌。目标非常明确：1995年贯通京九，1996年配套分流。建设工作一切要围绕着：大干、加快、提前，这六个字展开。就京九铁路而言，最复杂、最艰难的工程在吉安、赣州、定南一带，那里群山密布、江河横流，不然，革命根据地不会选择赣南。全国铁路看京九，京九全线看赣南。只要赣南能够突破，京九全线便稳操胜券。在分配任务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铁道兵”，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工程的上甘岭交给这支部伍，部党组才放心，我才放心。”

/北京——香港九龙铁路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他说道：“那天你在场，是1992年的11月4日，中国铁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我来到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机关，向这支军人本色一点没有改变的队伍发布跑步上京九铁路的进军令。我一走进会场，全体起立鼓掌。瞬间，会场上各工程局的领导，在翟月卿总经理的指挥下，唱起《铁道兵志在四方》。当时，我被会场的气氛感染了，即席发表讲话。我说了四层意思：

“一是，我一进这个大院，看到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大标语，我心里就激动起来了。作为共和国铁路建设的支柱，你们的功绩，将永远被人民所铭记。

“二是，你们唱《铁道兵志在四方》这支歌，我就放心了。说明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正向京九铁路的高地发起冲锋。我要把《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送给你们：快把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三是，中国铁建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中，仗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为解放全中国立下汗马功劳。抗美援朝中，在敌人狂轰滥炸之下，你们创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风餐露宿，逢山凿路，遇水架桥，艰苦奋斗，志在四方。铁道兵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条件十分艰苦的干线建设，像鹰厦铁路、森林铁路、成昆铁路、襄渝铁路、青藏铁路等等，在最艰苦的地方，都是铁道兵冲在前头。你们这支队伍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队伍，是一个强大的特别能战斗的建设大军。这支队伍是祖国信任的宝贵的建设力量和精神财富。正因为有了你们这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所以在今天的铁路大发展中，我们才敢说硬话。

“四是，铁道部党组考虑到你们能够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所以在京九铁路建设中，把你们摆放在赣南那段工程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承担最艰巨的任务，所以把京九铁路最难攻的上甘岭交给你们。

“我离开会场时，局长、书记们一一与我握手，他们都共同重复着一句话：请部长转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让他们放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这时，翟月卿向会场高喊一句话：我们要上京九线了，京九是前线，京九是战场。愿各位局长把部长的嘱咐记住，烧红炉火，趁热打铁，拿下“上甘岭”，再立新战功。

33年过去了，老师依稀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上午散步之后，我对老师说：“下午我要回京了，愿你健康长寿！”

他说：“你要回去了，我有点舍不得，咱们再聊一会。”他说：“当年，铁道部组织部长刘殿文把你推荐给我，几十年过去了，工作考验了你的能力，时间检验了你的人品。看来，吕老当年从战士破格提拔你为干部没错。刘殿文把你推荐给我没错。几十年下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人的一生，要把心放宽，眼界放远，格局放大。我希望你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愿我们的友谊永存！愿我们的健康常在！回京，代我向你的妻子与儿子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