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入分析这种贡献的文化基因，不难发现，它与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心系国家文化传统，在极其艰苦条件下锤炼出来的不屈不挠抗争精神与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信念，在长期民族交往、交流中形成的和谐包容文化性格，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沪昆高速公路穿越贵安新区万亩樱花园（影像贵州）
贵州省六盘水市与云南省宣威市交界处的杭瑞高 速北盘江大桥，在崇山峻岭中与峡谷、青山、民居 交相辉映，壮美如画＿黄透渊 摄（影像贵州）
80多年前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贵州这片有着数十万年史前文化、历史长河中始终秉持“家国一统”理念、深受红军长征文化洗礼的山地高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了巨大贡献。每当想到先辈们流血牺牲与毁家报国的付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贵州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西南边疆之内地，重峦叠嶂，没有平原支撑，导致了经济上的长期落后。但偏偏这个封建时代备受冷落的“不毛之地”“贬谪罪臣之区”，总是在不少历史紧要关头，作出一些超凡之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令人感叹不已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种种表现便是典型之例。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全方位支持了全民族的抗战事业，为这场历时14年的伟大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种贡献的文化基因，不难发现，它与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心系国家文化传统，在极其艰苦条件下锤炼出来的不屈不挠抗争精神与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信念，在长期民族交往、交流中形成的和谐包容文化性格，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红色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基因。还在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前的1930年4月，红七军、红八军便转战于桂黔边地区，活动于荔波、榕江、从江、贞丰等县，第一次在贵州上空扬起了红色革命旗帜。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368天，而在贵州转战的时间长达127天，足迹几乎遍及贵州全境。红军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成为长征中唯一批准建立的省一级地方党组织。经过这样的红色洗礼，贵州各族群众的政治心理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在抗战紧急关头，贵州人民才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等机构的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南方局的工作。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立于1939年1月，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决定成立。这个交通站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也是内地经滇缅公路、滇越公路通往境外的咽喉要地，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都要经过贵阳进行转运。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初设于贵阳达德学校，后因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搬到了六座碑的晋禄寺（今民生路）。交通站成立以后，两年中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了大批军需物资，转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家属和爱国青年到延安。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41年1月被反动当局查封。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成立于1938年秋，为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负责党报发行的组织。《新华日报》当时在重庆出版，每天由重庆至贵阳的长途客运汽车运来，由于藏于行李之中，每期都能安全运达，从未脱销。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夕，白色恐怖笼罩贵阳，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结束了分销处工作。在开展工作期间，分销处成为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一盏指路明灯。
贵州是一个移民之省。秦汉以来，世居或移居到这里的各民族，为了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频繁地开展着族际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进而形成了和谐与包容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使贵州这片土地易于接纳外来的各种新事物，并对先进的文化思想充满热情。加上长期与艰苦自然条件斗争中形成的敢于斗争、不屈不挠精神传统，导致贵州各族人民在抗战中勇于挑起大后方重担，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重大奉献。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内地及沿海的高等院校被迫西迁。当院校师生们冒着侵略者的炮火千里迢迢来到贵州，当地人民无不以极大的热情向他们提供帮助。从学校驻地、师生生活到日常所需，院校所在地的群众都慷慨提供，甚至有将自己刚修建的新房捐出助学的。相关的情况，这方面历史文献有诸多记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贵州尽自己的努力，确保了中国教育事业得以在战时继续发展。内迁到遵义与湄潭的浙江大学，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及其他十多所院校，能得以迁入贵州后继续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培养人才，无不与当地群众的尽力支持有关。
浙江大学于1940年西迁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7年。在生活极其艰苦的岁月里，竺可桢校长倡导“求是精神”，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陋室栖身，俭餐淡食，取得了累累教学科研成果。培养出一大批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发展储备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浙大不仅是当时中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并享有“东方剑桥”的美誉。
在有着广纳百川文化传统的贵州民众支持下，抗战时期的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军事工业，都在贵州得以继续营运，为战时经济提供了必要支撑。仅1938年至1939年，由长沙、汉口、衡阳、南京、桂林、上海、江苏等城市，以及缅甸等地迁到贵阳和省内其他城市的大工厂就多达101家，其他从事橡胶、卷烟、水泥、造纸、酿造、陶瓷等工厂更不下数百家。省内的商业1420户，到1945年猛增至5422户。随着大批工商企业的内迁，贵州出现了工商企业的突发性繁荣，这种繁荣有力地支撑了战时经济，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支持。
贵州各族人民遵循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怀着家国一统情怀，积极支持内迁的军工企业，确保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1936年，前身为四十四兵工厂的中央修造厂内迁贵阳，这座军工厂，后来更名为中曹机械厂、贵州机械厂、贵阳矿山机器厂，一直保留到解放后。此外，1938年迁到遵义桐梓县城的中国海军学校、1939年内迁遵义的四十二兵工厂，都是当时重要的军工企业。
1941年创建的“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是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该厂设于今大方县羊场村，1939年开始筹建，为避免日军轰炸，工厂设在一个特大溶洞内。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李耀滋等青年博士硕士7人，亲自从国外采购生产设备，远渡重洋，沿滇缅公路将500多吨建厂物资，奇迹般地越过日军封锁线运到贵州。1942年底工厂落成，主厂房共三层，底层为各类仓库，中层为机工车间，上层为总装配车间。各类办公楼和辅助工场则设于洞外山丘上。1945年初，我国自制的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在大定厂诞生，经美国莱特公司鉴定，产品符合生产标准，可以批量生产。但此时抗战已接近胜利。
在东部沿海交通要道被日军封锁后，国际援华物资难以运抵前线战场，贵州在确保这些物资运输方面作出了关键贡献。仅1937年至19443年间，贵州兴仁、册亨、晴隆等地就修建了沙八公路、兴兴公路、兴贞公路等重要公路，总里程超过260公里。这些公路成为“史迪威公路”等战略运输线的重要补充，有效缓解了抗战初期的运输压力。在确保抗战物资运输方面，由美国军工与中国民工协力拓宽取直的晴隆二十四道拐公路，成为滇黔公路的关键路段，该路每月运输的战略物资超过1.5万吨。到抗战结束，这条路累计运输了45万吨武器弹药、油料等物资，担当起国际援华物资进入西南大后方核心通道的重任，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抗战生命线”。
经过红军长征洗礼的贵州各族群众，爱国热情极度高涨，他们给予战时内迁的各种机构大力支持，使这些机构得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圆满完成相应的战时任务。其中，位于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和镇远的和平村，成为贵州人民全力支持抗战机构的代表。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系1938年在长沙成立的一个民间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有中外医护、职工千余人。1939年2月，救护总队由长沙辗转迁到贵阳图云关。总队的主要工作是把海外侨胞捐献的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物资转运各个战区，并义务配合所在战区，向前线派遣医疗队，协助进行战场救护、防疫、转运伤病员等。救护总队在贵阳期间，得到所在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并经常与当地群众联合举办各类活动。他们的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镇远和平村是1938年12月国民政府第二战俘收容所迁到贵州镇远后的俗称。关押在这里的日军战俘，受到教育感化，转变了政治立场。许多人接受了日本共产党员反战作家鹿地亘及中共党员的教育与指导，从事反战研究，编印反战刊物。和平村帮助日本战俘认识日军侵华的非正义性，多数战俘转变了思想，加入反战宣传。镇远和平村成为中国抗战史的重要见证。
唐宋以前的贵州历史一直模糊不清，原因就在于历史文献匮缺，这让贵州人对历史文物与历史文献备加爱护和珍惜。1937年8月14日，80箱从上海库房里挑选出来的精品国宝，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内，长沙危急，这批文物经广西运至贵州边境，再换装贵州公路局车辆由黔桂公路运抵贵阳。1939年1月，80箱文物又转运至相对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存放，在长达5年10个月的时间里，这批国家文物得到了安顺各界的妥善保护。
侵华日军对我国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欲将其劫夺到日本。1937年12月3日，《四库全书》与善本自富阳起运，到1938年4月底辗转运抵贵阳，先存西郊张家祠堂，后藏贵阳北郊鹿冲关地母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北犯贵州，《四库全书》向北转运，至23日抵达重庆青木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中能避免遭到损毁，贵州民众功不可没。
不畏强暴、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前赴后继是山地高原孕育出来的贵州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在抗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全民族抗战中，60多万贵州儿女奋战在抗敌前线，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浴血牺牲，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壮丽赞歌。除102师在淞沪之战中的英勇杀敌，令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外，其他黔军部队在各战场同样表现出英勇无畏的豪迈气概，立下了不少功勋。黔军第140师在台儿庄主战场南端的禹王山、王母山等地与日军作战，重创敌人进犯徐州之敌，沿途遗弃大量武器、装备，被俘官兵达数千人。黔军在这场战役中谱写了光辉而悲壮的历史篇章。此外，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都有贵州籍将士奋勇作战的身影。102师组建时原有9700多人，经过上海、无锡和南京抗战，损失约6000人，剩3000余人，后增补至7000人。但在这之后，经过徐州、武汉、南昌和长沙等几场战役，全师仅存官兵不到千人。总计下来，在抗击侵略的血战中，这个师累计牺牲将士约1.2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牺牲的黔军将士，贵阳大南门外十字路口建立了一座纪念塔，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今新华路与青云路交叉处竖有“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上刻102师阵亡将士姓名、年龄、籍贯、职务、军衔等。贵阳解放后因城市建设需要塔被拆除，但纪念塔这个地名一直保留至今，时刻警醒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铭记历史。
抗日战争后期，疯狂的日本侵略者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使贵州一度成为抗战前线。1944年12月2日，日军沿黔桂铁路攻至贵州独山，逼近四川，震动重庆。在独山，侵略者遭到第29军的英勇阻击，深河桥激战，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攻势，让其北进的企图化为乌有。加上独山、荔波、三都等地各族群众不断发动游击战争，突袭敌军零星队伍，犯黔日军最终被迫撤回广西河池，陪都重庆因而化险为夷。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抗日战争中，贵州各族人民既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也承担了重大的牺牲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先后入黔轰炸38次，出动轰炸机405架次，投弹630枚，遭受空袭的城市有贵阳、清镇、龙里、独山、安龙、八（丹）寨、三都、镇宁、桐梓、晴隆等15个县市。以省城贵阳为例，1938－1940年3年中，日军空袭导致贵阳人口的伤亡达2178人，其中死1594人，伤584人；毁坏房屋1687幢、车辆116辆。据当时贵州省动员委员会的估计，财产损失在1889万余元以上。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已过去80年，但抗战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英勇牺牲和不屈不挠”，仍然在当代贵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贵州实践中，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昔日“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的贵州，不仅实现了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发展，高速公路综合密度更居全国第一；在脱贫攻坚领域，6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万人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在整个经济态势上，2024年贵州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667.1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23年增长5.3％。一个新型工业化发展，有着工业经济支撑，依靠改革创新推进的新贵州，已经呼之欲出。
而这一切正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铭记历史，奋发图强”所取得的。（范同寿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详情请关注《当代贵州》2025年第37期
一审 邱雪芳
二审 周芸吉
三审 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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