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 11 终于有一个往延安去的良机

去陕北途中

3月初，终于有一个往延安去的良机。

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 联社的合作者厄尔 ·列夫来到西安，他的目的是访问陕西省北部 的“红色麦加”。厄尔 ·列夫此行是得到官方许可的，大概是南 京政府的官员们发现，禁止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反而会增加他 们的好奇心吧。

我们乘坐的货车，像喘大气似地边发出声响，边摇摇晃晃地 行进。在西安的西门，货车穿过了一座高高的石拱门。

车上，除 我以外，还有用布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厄尔 ·列夫和一群爽朗活 泼的男女学生。学生们把铺盖卷、几个旧的行李袋和几架缝纫机 堆成一座挡风墙，他们背风而坐，谈笑风生。缝纫机是带去给延 安的制服厂用的。

他们和我一样，都怀着紧张的心情踏上这次延 安之行。与学校的学习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社会计划，以及如何实施的问题。

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 身边各有一名西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从他们的相处中，我得出上 面的结论。

西北军的士兵是奉杨将军之命，护送我到西北军控制地区的边界；后者则是奉红军之命来接我的，他忠实地执行任务，并不亚于前者。这两名士兵和我寸步不离。在三原小休时我要去解 手，他俩也紧随着我，劝他们不要跟着，费了我不少力气。

起初，他们分坐在我的两边，为了向对方显显威风，两人都 缄口不言。过了不久，这个僵局便打破了，两人不但交谈，还把 自己的武器给对方看。他们的武器都是毛瑟式驳壳枪，系着红缨 做装饰，装在结实的木匣里。

对一个在此地旅行的中国人来说，在这全程370公里的延安 之行的旅途中，每一公里都会引起他对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无限 追忆。我们曾乘渡船过渭水。渭水流域的肥沃土地，曾是两千年 前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这里诞生的国家以及它的法律、经济形式、 传统，经过了多少个世纪，依然延续下来，生生不已。

渭水的对岸，有一个尘埃滚滚的小城镇，名叫中部。

中部的 近郊，有一座被针松环绕、耸入云霄的高山，这里就是传说中的 黄帝的巨大陵墓。金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寺院，以及为表彰某人的 英雄行为或超群的品德而建造的巨大石牌楼，给这座光秃秃的山 平添了几分秀色。

我们乘的货车，在秃山的蜿蜒曲折的小道上颠 簸行进。分散在山上的小城堡群的灰色壁垒到了山顶便汇集到一 处，那就是曾被成吉思汗的军队当做信号塔来使用的望楼。只不 过今日的望楼已成废墟。在已现黑色的山脊上，这些古代的城堡 废墟，巍然屹立，壮美如画。

群山耸立，形状变幻多端，显现出粗犷的美，令人感到有一 种独特的魅力。这座山脉奇形怪状，像是被一只巨手撕裂一样。

忽地，一座座丘陵出现在眼前，它们好像是一个个精心巧制的巨 型圆蛋糕。这些变幻的景色，简直把人引进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界。

这里的山山岭岭，和华北肥沃的平原一样，都是黄土构成的。 地质学者认为，这些罕见的黄土，是过去数世纪里亚洲中部的烈 风不断地把它们从蒙古和西部地区吹来的。只要雨量充足，黄土 本可以化为肥沃的良田，可是，长期以来，由于不断砍伐山林， 水土不能保持，大量肥沃的黄土流失净尽。这些黄土流入黄河的 河底，使河床变浅，引致黄河下游地区经常遭受洪水的祸害。

时近傍晚，车抵西安与延安之间最大的城市——洛川。

1936 年夏，少帅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会谈就在这里举行。那时候，洛 川的北部与共产党支配的地区相接壤。

我们在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里，挑了一间稍为宽一点儿的房 间权做一宿之地。房间里只有一个炕。我和三个女学生睡炕，列 夫先生只好将就一下，卸下一块门板做床。男学生把随身带着的 铺盖打开裹着睡。护卫我的两名勇敢的士兵，像是商量过似的， 在炕边黏土地上铺上稻草，就睡在上面。

尽管长途跋涉，我却并不觉得疲倦。我在没有门板的门前的 一条长凳上坐下。身旁的司机在抽他的烟斗。列夫先生也没有睡 意。

西北之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他看来，中国西北部就 像是非洲人迹不到的荒漠深处一样，自然有一种神秘之感。从上 海到陕西是路途遥远的旅程，这种遥远是不能单以公里来计算的。 踏上这一旅程，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一带地方的人，并不住在普通的住房和大厦里。他们像穴 居时代的人一样，在吸水性强的黄土深处筑洞而居。妇女身上穿 的，并不是那种与苗条的身材很相配的艳丽的丝绸服装。西北部 体型健壮的农妇，穿的和男人一样，是宽大的棉衣裤，只是那缠过的双脚上所穿的绣花鞋是鲜艳的，为清一色的蓝色或黑色服装 增添了一点色彩。

虽然这一切给列夫先生的印象平淡无奇，但这似乎并不妨碍 他以罗曼蒂克的眼光去观察事物。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他正在幽 思苦想，为他的延安之行的报道取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

“埃德加 · 斯诺给他写的书取名叫《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

他想了一想，又说，“我的书就叫《苏维埃 月下的爱情》(Love under the Soviet Moon),怎么样?

我想，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既然有男有女，那么要收集两三个爱情故 事的素材，大概不成问题吧!”

列夫大胆的揣测，被司机的话打断了。“请告诉那个外国人， 该睡了，”司机认真地说，“我们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要是顺利 的话，只要车子能挺得住，明天傍晚就可以到延安。”

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我们的货车在路上已经抛了好几回锚 了。司机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而且发挥了他天赋的灵巧，这次 故障，他也是很快就修好，次日，我们的货车又能勇往直前了。

道路还是那样起伏不平，货车行驶时，几乎碰到悬崖的边缘，而 且是沿着黄土岩绝壁的羊肠小道蜿蜒前行。越接近目的地延安， 路上的交通越显得活跃，挑着担子的人，骡马的行列，行商小 贩……来往频繁，处处可见。还可以看到打扮得和元朝时代的人 相似的骑手。那些车轮很薄、用黄铜打制的行李车，就像是从汉 墓中发掘出来的陶器马车一样。

在这充满古色古香的情景中，也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在 “朝山进香”的大道上，一队队肩背行李的学生，引吭高歌，向着 “红色的麦加”进发。这些步行的学生，和我们车上的学生目标一 样，要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去。

抗大是最近在延安成立的一所专门学校，有许多学生甚至是从西安徒步到那里去的。

几年前，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延安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镇，现在面 貌一改，它已成了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抗大有好几千名学 生，寄居在延安周围的窑洞里。这些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 为了接受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他们敢于选择他们从未体验过的 斯巴达式的生活，克服种种困难，刻苦地学习。

延安坐落在延水的两岸。我们到达延安时，因为不是雨季， 从峡谷流下来的延河水并不多，易于涉渡。夕阳的余晖，映照着 黄土岩的绝壁，反射出淡淡的光，与蓝天交相辉映，风景如画。 那远处可见的高高的宝塔，是延安的象征。黄色的宝塔，屹立在 黄土的山上，色彩非常调和，构成了奇丽的风光。

从1937年到1947年的10年间，延安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 象征。在延安作出的种种决定，不仅影响到这个拥有地球上最多 人口的国家的历史，而且对其他各国的历史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可以说，延安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新的政治路线的实验室。共产党 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领域的政策，在延安作试验性的 实施以后，将来要在全中国推行。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和当时还被称为“土匪”的人们 相会。他们在延安的10年里，对中国的600万人负起领导之责。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他们和其他著名的红军领导人一 起，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以后，到达延安。

1936年，他们把共产 主义中国的首都定在延安。

访问窑洞的人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红军战士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 他们尖形的军帽上，红星闪闪。

“欢迎你到延安来!”艾格妮丝 · 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 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微笑。艾格妮丝穿着棉制服，她奕 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 女，她是译员吴小姐，我在西安早就认识她了。

按原先的约定，我就睡在艾格妮丝的炕上。当时，延安的居 民只有一小部分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家里，绝大部分人，由于战争 爆发那一年受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都离开了遭受破坏的市 街，住到窑洞里。

从正面看过去，陡峭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 了窑洞。这些窑洞，沿水平方向排成行，一层接一层，每层之间 都有阶梯形的小道相连。每一层都把山坡削成直角，然后往山里 挖洞，洞前即是街道。此外，每个窑洞的入口处都有门牌号码， 前面还留出一小块空地，用来种蔬菜和饲养家禽或小牲畜。可以 说，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市。

这些窑洞之家，原先就是陕北地区典型的居民住处。它并不 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洞穴。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喜欢住在窑 洞里。除了易于挖掘之外，它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

此外，战争 爆发后，窑洞又是不怕轰炸的安全的防空洞。一些讲究的窑洞， 洞顶很高，地上铺着石板，黑漆大门，外墙上装着通草纸糊的窗 户，很有气派。

在中国的西北部，冬夏之间没有春天的过渡，夏天来得很突 然。我到延安的第二天，气温遽然上升，棉制服一下子就全都被 搁置起来，没有人穿了。

幸亏艾格妮丝考虑周到，带了两套夏天 的制服来。早上，我便穿了她的一套延安式服装，坐在餐桌上吃 早餐。只有一点令我颇费力气，就是老绑不好那长长的棉布绑腿。

王安娜(左三)、史沫特莱(右)在延安(1937年)

我不能像红军战士一样绑得那么好，后来，练习了多次，才绑得 像个样子了。中国的布鞋，穿起来很舒服———当时，在延安没有 人穿皮鞋———我在西安就已经穿惯了。

我们在院子里用早餐。餐桌就放在院子的正中，四周围都是 矮房子。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斯威尔牌咖啡。

我 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我们 边喝可口的咖啡，边吃热腾腾的烧饼。烧饼是一种撒上芝麻的圆 饼，在中国的小吃店里，花几个钱就能买到。这种有咖啡的早餐， 也很受我们的客人的欢迎。这一点还得谢谢埃德加 ·斯诺，他常 常给我们补充咖啡，要不，那一罐罐堆成金字塔似的咖啡早就吃 得精光了。

王安娜和马海德(左二).米勒(左一)(约1951年)

这样，当客人们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共进早餐或喝午茶时，艾格妮丝才有可能奉上倒在搪瓷缸子里的咖啡，慷慨地款待他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 生。这位叫哈德姆的美国医生，是与埃德加 ·斯诺一道加入红军 的。看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不仅如此，他给 人的印象是：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而且已被环境完全 同化了。

本来，马医生是住在列夫先生现在暂住的地方的，只是因为 马并不怎么喜欢和美国记者相见，才搬到他的朋友李德的窑洞里 去了，所以，只有当我们把列夫先生和他的译员吴小姐送走以后， 他才到我们这儿来。否则，我们就在李德的窑洞里和马海德会面。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是德 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的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

知道他的德国名字(欧多 ·布朗)的人很少。至于 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是职业军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曾 是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1933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 后，便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继续他那冒险的旅程，到达江西。

起 初，他为制定战斗方案和制定长征的作战计划，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他固执地过分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 打了败仗。几名中国共产党员也因此而被追究责任。

李德并没有 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他在延安被任命 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他只是讲课，即使讲错了，也用不着担 心会造成实际的损害。

几年后，他离华赴苏。由于工作上或估计上的错误，或由于方法不当，都会造成困 难的局面甚至招致重大的损失。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那 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像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 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视他 们，不把他们的错误作为笑柄；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 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并不采取措施。

这样做，既不伤害 犯错误者的自尊心，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人们的尊敬，事情就这样 解决了。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 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 明确地肯定的。

对艾格妮丝，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宽容，常常原 谅她的过失。艾格妮丝有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做事讲效率， 她的缺点是性子急躁，进行政治斗争时也是如此。她对自己不喜 欢的或不理解的人，态度粗暴。

与美国共产党人敌视和诽谤艾格 妮丝的态度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 遵照艾格妮丝的遗言，她的遗骨于1951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同国籍，代表着各种不同政 治倾向的外国人，为了学习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新的实践经验， 纷纷到延安来访问。他们全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马海德医生和李 德两人，不被看成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战友一样生 活和工作。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 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毡，盛夏时就换上竹帘。从 门口进去，便是挖通的宽四米、长七米的房间。房间的外侧有一 个大窗，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因此房间的前半部分显 得明亮，令人舒畅。炕很大，和房间的宽度几乎相同，炕下与外 墙相通，可以从外面把炕烧热。白天，在暖和的炕上放上一张矮 矮的小炕桌，便可在炕上工作，学习，接待客人。

房间里仅有的家具，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个折凳。木箱上 摆着寥寥几本书。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往窑洞的里边看，还 有几个同一类型的木箱，其中一些做书箱用，另一些用来放置杂 物。还有几条颜色鲜艳的毛毯，那是西北的农民自己染织的。

李 德的住处，较诸延安一般的窑洞总令人觉得舒服一些，颇有住家 的雅致。这大概是李德的那位当演员的中国夫人精心布置的结果 吧。我在延安逗留期间，她正随同剧团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陕甘宁 边区作巡回演出。因此，当李德听到马海德说由于美国记者到来 而要搬家时，便让马海德到自己家里来住。

我在延安住了一段日子后，才看到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 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

在与蒙古的沙漠非常接近、简 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 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大概是红军战士在某个已逃亡的军阀家中搜出来的，或者是到沿海城市旅行的富商带回来的吧。

不管它来 自何方，我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 吃花生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民歌，一个 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

这首歌唱了又唱，反复 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

直到现 在，不管在哪里，当我听到“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时，眼 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土黄色的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 灯光下，四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